中国石窟志书的奠基人
——麦积山石窟“大护法”冯国瑞先生麈谈之三

■ 杨清汀专栏 ■

■ 冯国瑞题“麦积山石窟”

■ 冯国瑞著《麦积崖龛窟新记》书影

■ 冯国瑞著《麦积山馆丛稿》书影

■ “艺并文传”联　　于右任

　　世人皆知莫高窟的“保护神”常书鸿，却不知麦积山的“大护法”冯国瑞。“麦积山石窟”之名起，实始于冯国瑞。
　　冯国瑞是民国时期典型的通才式人物，在麦积山石窟勘察、研究中，他始终站在历史的前沿和高度看待问题，其所著《麦积山石窟志》使麦积山石窟的价值和学术意义开始为世人广泛关注，且开中国石窟志书体例之先河，从此，中国石窟正式进入正史序列，冯国瑞无疑是中国石窟志书的奠基人。
　　先生筚路蓝缕，其对麦积山石窟的文化传承与守护精神，亦当为后人所称颂和发扬光大。

　　冯国瑞“阅月成志”耀史册

　　1941年，冯国瑞考察完麦积山石窟，回城之后，他摒却应酬，于酷热暑期“阅月成《石窟志》，都二万四千余言，山中故实略得五六”。是年秋，冯国瑞以楷书题写“麦积山石窟”五字，署曰“卅年秋国瑞敬题”（按：此为双钩填墨件。得之于冯国瑞胞侄冯晨处，原件书于民国三十年，即1941年秋《麦积山石窟志》付梓之际。“麦积山石窟”之名，实始于冯国瑞。）随即，志书由陇南丛书编印社石印成册。从此，冯国瑞“掀开了麦积山石窟勘察、保护、研究等工作的时代性序幕”。
　　《麦积山石窟志·序》由山西徐沟刘文炳（1876年—1954年，字耀藜，举人，曾留学海外，时寓居天水）教授所作。刘文炳在序中有中肯的评说：
　　必待文物劫余之后，而始有“敦煌学”之成学；必待象画劫余之后，而始有云冈、龙山之审存，故在外人未有所著之先，国人皆未之及。唯秦州麦积山石窟之有志，则自天水冯公仲翔始。此志也，将秦汉以来兹山所关之文献，证以群籍，录于现实……其关于佛教艺术与中国艺术之相融，当以此山名物为继开之纽。
　　《麦积山石窟志》一出版，即不胫而走，流传海内外，在学术界引起普遍关注，《大公报》《益世报》《燕京学报》等先后专题报道，《说文月刊》第三卷第十期全文刊登，当时一些书目以及外文的译本也有麦积山和《麦积山石窟志》的介绍。麦积山石窟之名，始显扬于世。
　　《麦积山石窟志》一经面世，即获赞誉，绝非偶然。冯国瑞在清华研究院随梁启超获得佛教艺术方面的精辟义理良多，尤其是又在陈寅恪处，对古印度、中亚、西域等佛教递变与石窟寺、造像等情况了如指掌，故对麦积山石窟能用宏阔的眼光进行考察。再者，在治史上，他得到了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真传。1926年10月，还参与了李济、袁复礼主持的山西夏县西阴村田野考古发掘。
　　麦积山石窟的社会影响，因冯国瑞《麦积山石窟志》的出版而不断扩大，名流学者和艺术家“行经千折水，来看六朝山”。王子云、张大千、高一涵、张中宁、罗家伦、张仰文等先后往游，或绘画，或制图，或摄影，或题诗，被誉为东方雕塑艺术之明珠、瑰宝。其中，张大千与冯国瑞于1936年春相识于北平西山红叶山庄，且结为金兰之好。1943年秋，张大千自敦煌专程到天水小住，虽未见到人在重庆的冯国瑞，但在冯宅拜谒冯母后于客厅作画《西山感旧图》，并题《浣溪沙》词一首，表达故人之思。在麦积山，他作画多幅留念。于右任获睹《麦积山石窟志》后，喜撰“艺并莫高窟；文传庾子山”一联，写好后寄给在兰州任教的冯国瑞，冯国瑞即请“麦积山馆”认真保存，准备摹刻于崖间。而“麦积山馆”的题额，冯国瑞则早已请吴稚晖写就。
　　冯国瑞除《麦积山石窟志》外，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尚有《麦积山馆丛稿》《麦积崖龛窟新记》《麦积山石窟大事年表》《麦积山石窟题记》《麦积山石刻文录》《天水麦积山石窟介绍》《调查麦积山石窟报告书》等多种著述。遗憾的是，《麦积山石窟题记》和《麦积山石刻文录》书稿今已佚失。另外，尚有五十余种著述在郭沫若处。1962年11月16日，冯国瑞去世前在病榻上给儿媳周贞吉女史所写家信上言道：
　　另有一事，郭沫若院长派人来兰，专来商谈。已将稿本等五十余种带京，有由专研所出版之望。考古研究所夏所长（指夏鼐，笔者注）已来函。此为我一件最快活之事。此五十几种中，为一生心血所瘁，不料竟有今日！
　　时过境迁，风雨无情，由于种种原因，这五十余种著述早已下落不明，可真应了冯国瑞的“不料竟有今日”！
　　附带介绍一下，冯国瑞在《麦积山石窟志》中曾提到“甘肃河州（临夏）的唐述、时亮二窟，今已不知其所在”。机缘凑巧，1951年秋天，冯国瑞在临夏时，根据《水经注》和《法苑珠林》等典籍的零星记载，又结合当地传说，此窟竟被他敏锐而执着地发现，并进行了初步勘察，这就是现在的“炳灵寺石窟”。考察归兰后，于1952年元月，他很快写成了《炳灵寺石窟勘察记》一书。这部专著约三万字，资料丰富，论述翔实，是第一部有关炳灵寺石窟的专著。因冯国瑞谦称其为“初学调查报告”，故体例上仅以勘察记的形式述之。即便这样，有关专家认为，至今对炳灵寺石窟的研究，人们仍循着冯国瑞的范围和方法进行，且未超出冯国瑞初步勘察时的研究范围。1952年3月，他又在河西意外发现了“误以为湮没了的北凉天梯山石窟”，通过勘察写出了《武威天梯山石窟图录》一书。这一次勘察，他发现了一些西夏文原件，并编了号，准备做移译工作，未果。笔者以为，冯国瑞有将敦煌和麦积山石窟走廊结合起来研究的宏愿，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成行，只能成为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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