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人已去  渭水呜咽

——故里麦积区新阳镇追忆雷达先生

　　雷达，原名雷达学，1943年3月23日出生，天水市麦积区新阳镇王家庄人，1965年兰州大学中文系毕业。先后在《中国摄影》杂志社、《文艺报》、《中国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工作。曾兼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兰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是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1962年开始发表作品，198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因病医治无效，雷达先生于3月31日15时4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5岁。

　　4月4日，雷达先生故乡的追悼会在麦积区新阳镇王家庄举行。在王家庄村综合服务中心院内，设有雷达先生的灵堂。王家庄村民以及慕名而来的宾客及王家庄小学师生等参加追悼仪式。

　　雷达先生的灵堂前，香烟缭绕，明烛摇曳，一方黑白相片摆在正中央，照片上的雷达先生微笑着，表情慈祥，灵堂周围摆满了花圈，都是乡里、村里的相关单位送来的，还有一些村民自发送来的，可见雷达先生在当地的名气与威望。

（王家庄党支部副书记王大军致悼词）

（家属致答谢词）

　　在场人员胸前佩戴好白花之后，上午11点整，王家庄小学校长王鑫毅宣布追悼会正式开始。哀乐凄凄，到场的来宾、王家庄的代表以及雷达先生的亲属依次行祭奠礼，在场所有人向雷达先生的遗像默哀三分钟并鞠躬。在王校长介绍雷达先生生平事迹之后，王家庄党支部副书记王大军在灵堂前致悼词，一句“素纸黑纱今日悲，满地花飞热泪洒”表达出了人们内心的悲痛与惋惜。最后，雷达先生的家人向大家深深鞠躬并表示感谢。

　　雷达，原名雷达学，男，汉族，1943年3月23日出生，甘肃天水人。1965年兰州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国文联《中国摄影》杂志社编辑部评论组任编辑，1969年9月至1973年7月在文化部静海五七干校锻炼，后回到《中国摄影》杂志社工作。1978年8月调入中国作家协会，历任《文艺报》编辑、评论组副组长，创研部副研究员，《中国作家》副主编，创研部研究员、副主任、主任。1962年开始发表作品。198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兼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华伏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兰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协第五、六、七届全委会委员，第八、九届全委会名誉委员。多次担任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全国性文学奖项评委。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著有论文集《小说艺术探胜》《文学的青春》《蜕变与新潮》《民族灵魂的重铸》《传统的创化》《文学活着》《思潮与文体》《当前文学创作症候分析》《雷达观潮》等，散文集《雷达散文》《皋兰夜语》《黄河远上》等。独立主编或共同主编大型图书《中国现当代文学通史》《现代中国文学精品文库》《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等。评论《当前文学创作症候分析》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的青春》《民族灵魂的重铸》等获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优秀科研成果奖，论著和论文《灵性激活历史》《为什么需要和需要什么》《思潮与文体》等获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论文《植根于湘西大地》获首届芙蓉文学奖，《徐怀中风格论》获解放军文艺奖，《灵性激活历史》获《上海文学》奖，《历史的灵魂与灵魂的历史》获《昆仑》文学奖，《写在四部小说的边上》获《钟山》文学奖等。2012年获得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奖。

陇上人如玉 文坛世无双

——著名文学评论家雷达先生生平事迹记略

　　雷达同志是新时期以来最具代表性的著名文学评论家之一。自1979年开始发表文学评论近四十年以来，雷达风格独特、成就卓著的文学评论以其对改革开放以来文学发展的深度关注和有力介入，产生了广泛影响。雷达同志的文学评论具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学术素养、宏观宽阔的视野、敏锐的审美直觉和艺术感悟力。他对各个时期文学的思想和审美趋向展开宏观辨析和症候分析，对文学作品的思想、审美意蕴进行深入的开掘，“扫描纷至沓来的新人新作及时而细密，探测此起彼伏的文学潮汐敏锐而快捷”。雷达同志的文学评论带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善于抓取焦点热点问题，阐述思考和见解，自成一家，真正发挥了文学评论的“雷达”功能。雷达同志第一时间参与了“伤痕文学”“新写实”“现实主义冲击波”等现象的讨论，提出“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是新时期文学主潮的观点，最早发现并评述归纳了“新写实”现象，为“现实主义冲击波”命名，关注阐释“新世纪文学”。在改革开放以来文学发展的每个重要节点，雷达同志都留下了富于思想力量的声音。

　　雷达同志是伴随着新时期文学历程并始终活跃在中国文学最前沿的批评家，是当代文学思想和艺术发展的重要见证者、参与者和推动者。创作于1986年9月的《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新时期文学论纲》是对新时期文学的重要发现、概括和预见，“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成为他批评实践的主旋律，对于民族精神的弘扬起到了积极作用。《当前文学创作症候分析》一文锐利指出文学创作中的一系列问题症结，在文学界引起强烈反响，对于引导文学创作健康发展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雷达同志将自己的批评实践融入了当代文学发展的大潮，与当代文学创作一起，为中国文学的繁荣做出了杰出贡献。雷达同志的批评，坚守马克思主义历史的美学的批评方法，着力于现实主义传统的坚守和创新，捍卫和开拓了现实主义的美学版图，对创作界、批评界和学术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作为著名文学评论家，雷达同志始终关心文学新人成长，热情洋溢地推介重要作家作品，与当下文学创作持续不懈地进行对话，有力地参与了文学对时代的认识和回应，参与塑造了这个时代的文学观念和创作风貌。他的评论视野所及，几乎包括了新时期以来成长起来的每一位重要作家，从文学自身规律出发，力求对风格各异的作品和纷繁复杂的现象作出具有感染力和思辨力的评价，抵达文学审美的本质。其宏阔的历史文化视野、深刻的思想内涵和富于激情的生命体验所熔铸的见解独到、文采斐然的文学批评，对于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具有典范性意义。

　　雷达同志还是一位优秀的散文家。散文《依奇克里克》《蔓丝藕拾》《王府井大街64号》等曾获全国报纸副刊银奖、中华铁人文学奖、《中华文学选刊》奖。近两年来，他致力于人文地理散文创作，力图在散文领域别开新风，散文《梦回祁连》获首届孙犁散文奖。他的系列回忆性散文和2017年出版的散文集《黄河远上》受到文学界广泛关注。雷达同志的散文多姿多彩，有的具有浓郁地方色彩，记叙了西部的社会史、风俗史和心灵史，有的具有深邃的生命体验，饱含个人的生活印迹和精神体悟。他的散文真挚、诚恳，融合了强劲的理性与细腻的感性，与他的文学评论一起，共同构成了博大丰富的精神世界。

　　雷达同志的一生是为文学事业殚精竭虑、竭诚奉献的一生，直到去世之前，仍在辛勤笔耕。雷达同志为人真诚坦荡，耿介正直，宽以待人，律己甚严。他一生甘为人梯，一代代作家从他的真知灼见中获益匪浅。他尤其重视培养扶持中青年作家和年轻的文学研究者，帮助并影响了全国各地一大批作家和评论家。雷达同志为中国文学评论界树立了以才华和学识无私地奉献给时代和人民的榜样。他的逝世，是中国文学界的重大损失。

　　雷达同志永垂不朽！

我们永远怀念他

（莫言亲笔）

　　死生如梦谁能卜，昨夜文坛坠大星。丞相妙棋收伯约，玉皇急令调雷兄。雍容蕴藉春秋笔，痛快淋漓月旦评。明日长空闻霹雳，当为达老发言声。
　　闻雷达先生仙逝，不胜凄惶，忍悲赋诗寄托哀思。“星”出韵不改。
　　——莫言

　　一个扎扎实实的文学耕耘者走了。他的声音还响在我们耳边。
　　——王 蒙

　　雷达工作十分勤奋，提出了很多好的设想和选题。比如在王蒙还不在北京的时候，他就提出采访王蒙，这对其复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雷达善于阅读作品，对文学现场的动向与问题有敏锐的感受力，提出了一些在当时来看比较重要的思想，比如他提出的“重铸民族文学的灵魂”、“新写实主义”等命题都引起了文坛的关注。他无疑是一个有才华、有影响的非常卓越的批评家。
　　雷达的性格率真，勇于表达，人品高尚，秉笔直书。这些年他还是笔耕不辍，我们都劝他不要再写理论综合的文章，太耗心血，但他坚持写作，他说：“我有话要说。”他是中国当代文学40年的亲历者、见证者。　
　　——谢永旺 

　　雷达的评论贯穿了新时期文学。众多文学思潮的生成和发展他都参与或目睹。他的评论更多的是蕴含着传统的东西，他的文字代表担当，代表了正、代表了生活、代表了权威。悲痛！多伟大的一个人啊！就这样走了！太让人伤心！
　　——贾平凹

　　雷达是当今文坛分量最重、影响最大的评论家。他有识有见的理论批评，为从事理论批评的同行和晚辈，提供了诸多的滋养与启迪，乃至成为师法的典范。他也是我在文学评论上的良师益友，他突然去世，对我个人而言，我首先想到的是“文有疑难可问谁？”对于当下文学界而言，“从此文坛无‘雷达’”！这种损失，当然是重大的，也是难以弥补的。 
　　——白 烨

　　雷达是可以被称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大师级人物的。他学养深厚、艺术感觉极好，专业态度坦诚严谨，评价准确精当，是我国评论家的杰出代表。大师不仅意味着事业上的骄人成就，也意味着人格的高洁，他保持有传统文人的操守，从不随波逐流，不道曲意违心之言，更令人尊敬！
　　——胡 平

　　雷达先生是个十分认真勤勉的评论家，他所坚持的现实主义批评方法是直指中国文学表达中历史和现实命脉与痛点的文字；他所秉持的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基本方法和立场是批判现实主义的，是与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思潮一脉相连的。因此，他的批评武器并没有过时，他的批评观念也没过时，尤其是在当下中国的文化语境中，更有“镜子”的对应效果。
　　——丁 帆

　　您的谢世像中国文坛的一幕经典悲剧，让所有爱您的作家、编辑、出版人和广大读者深陷于生离死别的人间剧场，让这个青山隐隐的人间清明非常像现实主义的清明。
　　——秦 岭

　　与雷达先生那种庸常意义上的交往并不多，甚至从没有过一场单独的交谈。但我一直认为雷达先生是非常懂我的。在他那皇皇大著中，时有评论拙作的文字，其中《暮时课诵》的谈及，虽然只是一小段，足以引为知心。时至今日，这部中篇仍是我最偏爱的，雷达先生那时还无缘相见，其文字却如同相知很久了，三言两语便抵达作者心扉。
　　——刘醒龙

　　我最早的一个千字小说《跷跷板》，发表在上世纪80年代《解放军报》副刊，雷达的评语是：只有五行字，三个指头盖得住，却30多年盖不住。2002年10月，我第一次面对面见到了盛名之下的雷达，他说：麦家，作家是写出来的，你已经到写出好作品的年纪，我等你的好作品来见我。
　　——麦 家

　　雷达先生是文学界的兄长，一位真挚而公正的文学评论家。他从八十年代就评论我的作品，是我文学生涯中给予极大鼓励、极大影响的理论家。他为我八十年代发表的小说写了许多长评，这些珍贵的文字给我留下的是不灭的记忆，给评论界留下的是深刻的印痕。我会永远怀念他。
　　——张 炜

　　第一次见到“雷达”这个名字，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在若干关于我发表不久的处女作的评论中，雷达的《画出魂灵来》短小精悍，言简意赅。与其说是对我作品的肯定，不如说是对我写作的教诫：写人物一定要写出人物的灵魂。
　　——陈世旭

　　雷达老师是一个极其热诚而又性格单纯的人，他是可以用“赤子之心”来评价的人。这样的人，对于别人的优点，那怕是一点点，都珍惜非常，对于别人的不足，他又总是能够宽宏大量。这样一种人格，给我做文做人都树立了榜样。
　　——何向阳

　　雷达先生是我的良师益友，我一直称他“达哥”，有尊重也亲切。“达哥”纵横新时期文坛四十年，每每有真知灼见在文坛振聋发聩。他不新潮，但文章厚重有历史感，在繁复的现象中提纲挈领发现新问题；他绝不保守，对青年新锐经常提携鼓励。他有一颗赤子童心。
　　——孟繁华

　　雷老师常说自己脸黑，过于庄重，其实他的内心永远住着一个不会长大的孩子，他的深厚博大、才情超凡与倔强自信，是以童真为底色的，其实雷达老师是个多情的人。 
　　——张燕玲

链接：雷达文章

新阳镇

 □雷达

　　或许，从出生那一刻起，我就注定了与天水、兰州两地无法分割。我的母亲袓上是临夏人，实为兰州人，父亲却是天水人。我本人生于天水，一岁大点被父母带回兰州；从那时起直到1965年，一直在兰州，却不时往返于兰州和天水两地。

　　在外人看来，天水和兰州不都在甘肃吗，能有多大区别呢。其实，他们哪里知道，甘肃这块地方很怪，幅员辽阔，民族杂多，地貌错综，文化斑斓，是个至今也没有得到真正广泛认可的神秘的文化大省。它在地图上呈长条状，有人说像一只哑铃，有人说像一只马靴，有人说像一条飞龙，它广大到41万平方公里，从兰州坐飞机到北京的距离，与在本省从兰州飞到敦煌的距离竟相差无几；至于各处文化的错杂更是难以尽述。所以，天水与兰州两地，文化的异质并不奇怪，无论就口音，习俗，历史，风气，艺术，性格倾向，精神气质而言，都有莫大的差别。我从小穿行于两种文化之中。天水给了我一个广大的精神空间。

　　我的家乡新阳镇就很值得一说。它距天水县城约六十华里，是渭河上游的几大古镇、名镇之一。我小时候它叫“沿河城”，却并不见城墙，不知何以以城名之，现在的人早不知“沿河城”为何物了。南面壁立着凤凰山，似屏障，颇雄壮，也叫邽山，据说古时属上邽县管辖。我发现，天水农村的风俗情调与《白鹿原》或高建群《大平原》里的关中农村极为相近。原来，一切皆缘于一条伟大的河流——渭河。渭河发源于甘肃渭源的鸟鼠山，向东流过甘肃东部，到陕西的宝鸡出大散关，流过经无数岁月形成的八百里秦川，最后在潼关入了黄河，全长近900公里，乃黄河最大的支流。记得钱穆先生曾说，所谓农耕文明往往诞生于河谷地带或冲积平原。细审之，渭河流域农耕文化成熟之早，其发达绚烂程度，应在黄河与长江文化之上。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大地湾文化，半坡文化，何能离得开浩浩渭水呢。

　　渭河从甘谷西端流进了新阳镇。它从胡家大湾和裴家峡的中间冲出来，绕过四嘴山脚，拧了一道大弯，硬是冲积出一片肥沃的河谷盆地新阳川；河水从谷地中间穿过，呈肘弯型，将镇子劈为西南和东北两半。再往东去，便是有名的卦台山了，伏羲画八卦的地方，属三阳川境，是又一处名镇。我出生那年，“五四”运动健将，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曾登上卦台山，发出过“智缘书契始，一画破鸿蒙”的赞叹。

　　与黄河的雄浑不同，渭河大多数时候显得比较温婉，连水鸟也眷顾这片美丽的地方。我小时，从冬到春的河滩上，总有灰颈鹤和白鹭鸶优雅安详地散着步，它们有长长的颈和细细的腿。少年的我极爱它们，有时大胆贴近到只几步远，都伸手可及了，它们却神态自若，并不惊飞。新阳川既分为西南与东北两片，集市在南面的温家集，我们居住在北岸王家庄、赵家庄一带的人要赶集，要买卖东西，或上天水县，就非得过渭河不可。秋冬至初春，渭河水瘦，人们就架起草桥，草桥柔软有弹性，独轮车滚过时，忽闪忽闪，发出轻轻的呻吟。一到盛夏，渭河会变脸，露出凶相，发大洪水后巨石躺满河滩，景象很是恐怖。平时虽也有渡船可渡人，但常翻船，淹死人。聪明的村人就想出一法，在河两岸各栽一大木桩，拴上铁环，在钢丝上系一大箩筐，一次可坐四五人，来回拉动，像土造缆车，大大方便了老人妇人和孩子。

　　在我的记忆里，广袤的河滩地种的全是高梁，每一株都像红脸蛋的女孩或英武的汉子，无边无际，血色深浓，随风摩挲出哗啦啦悠远闷暗的声响，好像里面藏着无限的秘密。看电影《红高梁》野合的那片高梁地，心想，比起我老家的，真不算什么。高梁在我家叫“秫秫”，是主食。“秫秫”吃起来酸涩，不好消化，据说因为产量高，乡人一直在种它，吃它。只有过年时，高梁才有点可亲，用高梁酿的“稠酒”很好喝，装在一粗而高的瓷罐里，下方凿个嘴儿，形如小孩的“牛牛”，一拔就撒尿似的冒出来。我一觉好玩，二觉好喝，喝起来没够，几次醉倒。我平生喝白酒没醉过，若说醉，也只醉在这稠酒上。

　　我至今惊讶于家乡灌溉系统的巧妙和复杂。它不用人力、畜力、电力，只充分借用水力。先是沿渭河边开出多条大渠，引入河滩，渠水宽阔，湍急，利用高低落差，每隔一段就现出一座磨坊，河水激溅得大小木轮飞旋，带动磨坊里各种石磨呼隆隆地转。小时的我会盯着水磨一动不动，听水声喧嚣，看浪花狰狞。四岁时，热衷观赏水磨的我，终于滑入了水渠；人进入磨道，不但必死，还得血肉横飞，但我幸运地被人救起了，成为乡间一佳话。对牲口我也好奇得很，曾钻到骡子身底下，遭一蹄擦过额头，血流满面，后仅留一疤。雷家巷道的老人们只要一提起我，必会津津乐道这些。

　　我更忘不了老家纺织的风尚。几乎每家都有一台土织布机。人坐在高凳上，踩踏机子，一高一低的，手则不停地抛掷着梭子，发出咔嗒－呱嗒－夸嗒的声音，响遍了巷道的上空，一直响到深夜，甚至鸡叫天明。这是故乡特有的乐章。解放前布是缺货，洋布尤缺，农民只能穿自制的土布。新阳镇历来自产棉花，手工纺织业便兴盛，据说一副脚踏织布土机弄好了可养活五口之家。但要把带籽的棉花织成一匹匹布，得经过“取籽”，再将“生花”变成“熟花”，中间有八、九道工序，难极矣。我家墙头就挂着一张大弓，弹花用的。织布机对我来说是神秘的，我常想那深深的农家院里，织布的人是谁，什么模样？后来走亲戚才发现，大多是些年轻的小媳妇，见来客人了，她们会走下织机，腼腆地默立一侧，她们清澈、忧郁的眸子是我终生难忘的。那也许是渭河流域一种特有的古典的美吧。

　　在我看来，我的乡亲们是些最有文化的人。这些平日的泥腿子、庄稼汉，扛长活的，一到大年初一早晨，一个个从门楣上刻着“耕读第”，“诗书传家”，“仁义孝悌”匾额的院子里走出来，大都换上干净的长袍，彬彬有礼，表情肃穆，背着手儿，缓缓地鱼贯登上四嘴山的家庙，去敬香祈福。我在他们脸上看到了对祖先、对传统的无比虔诚和敬畏。有些人的发型很怪，前半部脑壳剃得精光，后半部却蓄满长发。这是否晚清时代的一种孑遺？康有为，梁启超似乎就留过这种头。我一见就想笑又不敢笑。这种发型，在我印象里，直到大跃进时才不见了。新阳人的方言也独特有趣，把奶奶叫“婆”，把爸爸叫“达达”，把你的叫“牛的”，把我的叫“敖的”，把舅妈叫“妗子”，把最小的叔叔叫“碎爸”，等等。家乡人除了勤于农耕，就是渴望孩子成为读书人，尤重视书法字画；看一个孩子读书好坏，先看毛笔字写得如何。外地公干的人一旦返乡，立刻就会有人手持宣纸登门来求“墨宝”。我毛笔字不行，这成了我多年来怕回老家的潜在原因之一。正因文风之盛，小小的新阳镇，出了不少人物，例如黄埔一期出身，曾任国民党甘肃省主席的著名起义将领王治岐，著名文史大家霍松林，资深国画家郭克，还有近年颇为活跃的著名宗教家，中国道教学会会长任法融————他是凤凰山席家寨子的，也可算新阳人吧。

　　登上四嘴山顶，新阳全境尽收眼底。渭水萦绕，山风呼啸，城墙逶迄，枯草颤抖，天兰铁路风尘仆仆地穿山越岭而来，不由人遥想历史。人们首先得拜黑爷。黑爷是雷氏宗族的偶像，史载黑爷名叫雷王保，生于西晋陇西郡，后为东晋有名的廉臣，其后裔多落脚于秦州。另一条史述似更切近现代，言六百多年前，1379年即明洪武12年，王家庄尚属未开垦的处女地，植被茂盛，鸟兽成群，秦州守将雷时清的次子雷彬携眷属到此，为最早的拓荒者，他又招来外甥王世清共同垦荒，此地遂起名雷王庄。我查了书，洪武12年正是颁布“大明律”的年头，朱元璋残酷的高压政治达于顶点，雷彬的“避世”无疑是明智的。再后来，修起了四嘴山城堡，并建雷氏宗祠，供奉黑爷。清康熙初城堡扩建为庆寿寺。今天它已是闻名遐迩的大寺观了。

　　我摸着垛口坚硬如铁的老城砖问，这“方孔”何用，乡人说是防土匪的，能向下发射土枪炮，当年抵挡过“白狼”。谁是白狼抑或白朗，我真不知。老人们说的最多的，是1935年8月9日，红25军徐海东程子华部在长征中渡过渭水，驻扎于我王家庄、赵家庄的事迹。据92岁的王纯业先生给我的信中说，那天正逢集日，在办庙会，唱秦腔；因先前墙上多刷“红军可怕”“共产共妻”之类标语，大军忽至，群众惊得目瞪口呆。但大军秩序井然，群众并未惊逃，戏照唱不误。大军在河边磨工们的帮助下安然渡过河。首长给每个磨工赠送了中药两丸，说是治感冒和肠胃病有奇效。晚饭部队入各农家，凡取用百姓瓜菜，面粉，油盐者，必放置铜元，银元，红白糖，茶叶等物补偿，超过了市值。那天红军独未进国民党119军军长王治岐的家。程子华与王治岐在黄埔军校同过宿舍，八十年代两人在黄埔校友会上见了面。王说，“当年何不进我家院子”，程说，“你家土坯房破破烂烂，战士不愿进啊”，二人遂拊掌大笑。

　　1950年冬，解放军西北野战军某部进驻新阳镇，后又撤出。我当时虽只六岁，记忆清楚。团部设在阎家场，连部就设在我家。解放军改善伙食爱吃粗粮饺子，用木桶装，每次总不忘用马勺给我盛上一碗。但春节之夜却出了大事：那晚军民联欢，院子里吊着汽灯，军队演一活报剧，剧情高潮时，“革命者”要用枪“打死”“叛徒”。谁知那天枪里有真子弹，砰的一声，对方真的被打死了。当时一片混乱。死者被用门板抬向团部急救未果，而开枪者当即被控制起来，就关押在我家的小耳房里，日夜有人看守。第二天，被打死的那位文化教员，装了棺材，在广场隆重举行了追悼会；而那个开枪的人，一周后在山根下被枪毙了，定性为故意杀人。这支部队的老战士们，料应记得这一段公案。

　　对新阳镇而言，最欢腾的日子莫过于1951至1953年修筑天兰铁路了。因“新阳火车站”定位在王家庄，筑路大军便驻扎在王家庄、赵家庄周围，全是帐篷与板房。一时，天南海北口音的铁路员工涌进小镇，约三千人的大自然村王家庄也骚动起来了，整个村庄像过节般兴奋。小贩们的数量激增，而打扮入时的姑娘们常常在工棚附近勾肩搭背，嬉笑追逐，深夜不散。当时，开凿安林山隧道是一场大仗，硬仗，牺牲过多人，终于成功了。“试通车”的那一刻是终生难忘的，男女老幼全跟随着火车跑啊跑，一个个跑得喘不上气，有人跑掉了鞋，直追到火车钻进隧洞。那时，“铁路上的人”，是穿四个兜儿制服，别钢笔，戴手表，用多节长手电筒向夜空中扫射的人，令人艳羡。嫁给铁路工人，也成了农村姑娘改变命运的契机。依我看，天兰铁路的修通固然是西部工业化的前奏曲，但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爱情的胜利。甘谷女子，天水女子，成为铁路眷属者最多。

　　我的心就是这样随着记忆之舟滑翔着，起伏着。像这样的趣事我还能想起不少。小时，在阎家场的戏台下，因我说的是兰州话，村里孩子用好奇的眼光看我，齐声有节奏地喊“兰州娃”、“兰州娃”，视我为“怪物”，想接近又不敢，便互相推搡着想挤到我。可我很快学会了天水话，隔阂渐消。我的家族有个不成文的规定，那就是不管其他人回老家否，我是必须要在寒署假回来的。那是当年我婆（奶奶）规定的。因为我哥是哑吧，残废人，我成了雷家惟一靠得住的继承人。老家的生产队居然同意给了我一份自留地，直到我大学毕业北上，才注销了。何能如此，我至今不解。不过，比起许多趣事来，最难忘的还是人。单从自然条件来看，或以为新阳镇很富庶，其实，这是错觉，这里地少人多，资源有限，仅靠传统农业维持着，低收入，高消费，以至近几十年来，人们一直在和贫穷作斗争。

　　我们的家，就出了一位顶门立户的女人，那就是我的大嫂谢巧娣。大嫂娘家是最贫困山区蚰蜒嘴的，为了糊口，她嫁来我家，做了聋哑人的妻子。因我的同父异母大哥雷嗜学是聋哑人，只会老实耕田。大嫂先是做童养媳，经历雷家老人先后谢世，逐渐成为家庭掌门人。她是六个孩子的母亲。为人刚强，泼辣，能吃苦，敢踢敢咬，不畏强势，护得住家里的那点财产，使一切觊觎者惧怕。

　　大嫂对我却爱护备至，她大我二十来岁，对我的感情近乎母爱。大嫂一心想把我这惟一的小叔子彻底“天水化”。我少年时候，她就想着给我包办婚姻，每到寒署假，强拉我去“相亲”，我眼睛近视，根本没看清什么，敷衍而已。所以总是失败。嫂子似乎不明白，我是只能生活在兰州的，一切都属无用。

　　三年困难时期，我在省城饿得受不了，偷偷跑回新阳镇，其时满目荒凉，炊烟断绝，时见浮肿者卧倒路边，饿死的人很多；大嫂也饿得面色发绿，脱形了，却不顾几个儿女的哭闹，给我烙了高粱面馍。我看见，为了一家人活命，大嫂在拼命织布，并在山下开荒。那时扒火车，跑陕西，或下武山，用土布去换点粮票或粮食是一条重要的活命之路，但危险，东西常被没收，遭毒打，被轰下火车。我亲眼看到的一幕是：半夜，大嫂一层一层地往自己身上缠土布，缠到最大限度，人呈庞大圆锥体，头都不能转侧，下蹲更难，然后用衣衫裹好，挪着身子去扒火车。我无法想象，当时是数九寒天，她纵然躲过检查，该到那里，该怎样卸下身上的布？她是一个年轻的女人啊。一次在陕西，她用土布和一件旧皮袄换得一些粮票和一小袋面。不料这家人忽然要她留下来当“女人”。嫂子哭着说，我家有哑巴男人和快饿死的儿女呀，陕人却不放；其人与嫂子在土坑上“相持”了很久，实为一场搏斗，陕人竟不敌。嫂子趁势扛起面袋夺门而逃，不顾恶狗追咬，连夜扒上运煤的货车。下车时人乌黑得与煤炭无异，当然也就躲过了检查。嫂子说，她再也想不起那是陕西的啥站啥地方了。

　　1966年春天，甘肃农村搞起了极左式“社教”，我家的中农成分忽被“补划”为富农（77年又平反），平生好强的大嫂可吃苦头了。这个最穷苦的贫农女儿、童养媳，不得不顶起“富农婆”的帽子。她经常被扭去游街，干苦活累活，半夜也不让回家。后来才有所松动。我回去过一次。让我看不懂的却是，每次游街后，嫂子扔掉绳索木牌，抹去伤痕污渍，赶紧升火做饭，还说说笑笑，像没事人一样，与城里牛鬼蛇神的愁苦状迥然不同。我更看不懂的是，村人并不嫌弃大嫂，每天来家问事者、聊天者、托她介绍婚姻者仍不少。我甚至觉得她这个四类分子威信不低。

　　大嫂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女性。她对我无私的爱是我一生难忘的。是的，她只是一个微贱的农妇，但她从不胆小，怕事，忍辱，畏缩，在她的身上有一种永远打不倒的精神。这就是我特别想说出来的感受。多少年来，每当我遇到逆境，挫折，或自认受了委屈，或无端烦躁时，就会想起新阳镇，想起大嫂，会慢慢“凉”下来。我也许还会自嘲：什么级别，什么头衔，什么专家，你不就是大西北来的一个傻小子吗？

　　1991年老家来信说，嫂子病重，是肺气肿；92年冬天，她走了。接到电报时已办完事了，我没能也无法回去。她埋在哪里，我也不知道。想不到我们之间就样阴阳两隔了。其时，她的孩子星散各地。她一走，雷家就完全衰落了。听说我家的老院变成了空院，蒿草长得比人还高，狐兔出没，正房塌了，门楼也快倒了。据说现在这样的空院在老家正复不少。我曾在梦中惊醒过，回想梦中的大嫂，她还是挽着老式发髻，穿一件斜襟的青布褂子，还是一张高颧骨的脸，一双火辣辣的眼睛在闪亮，抿着倔强的嘴角。

　　我已很久很久没有回老家了。听说河滩地早不种高梁了，也不种小麦，而是清一色的改种杏子、苹果和葡萄，传统的农民早就转型为新式的果农了。其中“红跃杏”和“花牛苹果”是名牌，但仍然卖不上好价钱。我最喜欢的水磨坊早消失了，因为它赶不上电动磨面机先进，现代化的粮库也不需要它。至于老式的手动织布机，只能到博物馆去找它们的踪影了。渭河依然滔滔不息，却再也没有草桥，铁索土缆车，和老渡船了，钢筯水泥大桥把南北变为坦途。

　　新阳，新阳，我真的该回去了；可真的回去，我该住在哪里？

　　写于2014，2，6，（原载《作家》2014第四期，《新华文摘》2014第13期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