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一方水土幸福一方人

——甘肃省清水县易地扶贫搬迁故事

　　原地址：http://epaper.rmzxb.com.cn/detail.aspx?id=386661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

　　在《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当中，异地扶贫搬迁被作为各项扶贫措施之首，放在重要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6·18讲话”之后，异地扶贫搬迁就作为“五个一批”扶贫措施的重要内容，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五年内，全中国大体需要再搬迁1000万贫困人口。

　　作为全国最早开始扶贫搬迁工作的地区之一，甘肃省关于搬迁的故事太多，清水县是其中一个缩影。在采访的过程中，我们目睹了易地扶贫搬迁进行时里的人与事，了解了新农村、新农民、新党员干部的风貌。很多年以后，这些都会成为过去时。但难忘的是其中的泪与笑，思考与行动，以及不可阻挡的奔向幸福的决心。

　　走出孤岛

　　夏至，一场公祭伏羲大典过后，甘肃天水地界渐渐恢复了平静。上古之神伏羲和轩辕在这里留下的传说至今仍滋养着一方人。天水算是甘肃难得的水草丰美之地。6月23日，车行六盘山区，山路时有颠簸，覆盖着山体的丰密植被却将炎炎夏日屏蔽在外，自成一派清凉。

　　渭水东畔，白云高远。农民李永安的家就在云天之下、被层层梯田环抱着的川道里。

　　记者到达时已是下午。拔地而起的陇原村庄，令人有移步江南的错觉。一排排青瓦白墙、统一格调的二层小楼整齐清爽。再看屋后梯田半山腰的土坯房，似隔两个世纪那么远。

　　这里是清水县赵尧村。在省里采访时，记者看到一份六盘山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县市区名单，清水县赫然在列。到2015年底，全县共有137个自然村被列入国家易地扶贫搬迁整村搬迁集中建点安置计划，456个贫困群众纳入分散插花安置计划。

　　特困，首先困在地理条件上的绝望。

　　“我从来都没想过光景能这么好。”扶着小楼阳台上雕花的栏杆，李永安极目远眺之处，是田野、公路和行道树。

　　他原先的家在山里，山大沟深，水、路均不通，“大人好说，最痛苦的是娃娃，上学要摸黑走四五里山路”。村民们最怕过雨季，出入都麻烦。本地人嫁娶一般不超过25岁，但外面的女孩嫌条件差不愿嫁到赵尧村，本村的女孩但凡有机会出去的，都不愿意回来。

　　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在“十三五”时期，将易地扶贫搬迁作为精准扶贫的一项重要举措，彻底解决困难村困难群众住房难、行路难、用电难、饮水难、就医难、上学难的“六难”问题。根据搬迁政策，中央补助的建档立卡搬迁群众在农村建房，人均建筑面积不超过20平方米；非建档立卡户建房面积原则上户均不超过125平方米。

　　走进一个两层小院里，40多岁的张银娥正在忙

　　家务，客厅的大理石地砖擦得明镜似的，厨房里是光洁的炊具。

　　曾经，洗衣服是她最头疼的事。因为没自来水，挑的水只够吃喝，下雨时，张银娥要迅速将家里的盆盆罐罐都搬出来接满雨水才敢洗衣服。在原来的“家”里，上有公婆、下有儿女要照料，这个爱干净的妇女实在没法太讲究卫生。

　　王亚红年轻靓丽，是村里少有的时尚达人。她原先在北京和江苏打工，有了两个孩子后，更愿陪着家人过安定小日子。她用太阳能、自来水洗澡，沼气炉烧饭。厨房地上躺着从院门外的小菜地里新摘下的蔬菜。客厅显眼的位置摆着一对小儿女的合影。孩子就在村里上学，做广播体操时，在露天的操场上，家长都能看到自己的孩子。

　　“在山上像一个孤岛。”王亚红说，原先除了孩子，她看不到生活的希望。

　　从2005年开始，清水县加大了扶贫移民力度，通过“整村搬迁、梯次搬迁、城镇安置、村组合并、项目整合”五种搬迁模式，31个村子2852户、1.37万人搬出了深山，人均住房面积由原来不足3平方米的坍塌土房，变成了现在20多平方米的砖瓦房；自来水入户率达到了90%，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100%。

　　得益于这股春风，赵尧村全村70余户实现了整体搬迁。到今年年底，全县还将有40个村庄、2754户、1.35万人完成易地扶贫搬迁。

　　喜忧参半

　　曹应虎家里共5口人。他回忆，听到搬迁通知时真是又喜又忧。喜的是终于能搬到川道里的好地方了。忧的是，要搬到新村盖房需要15万元！

　　“我差点放弃了，去哪儿弄那么多钱?”曹应虎实话实说。

　　一天，县里发改局和镇政府的工作人员上门给他报喜：赵尧新村属于易地扶贫搬迁项目，财政可以给他家每人补助8000元，这样，全家共获得3万元的国家补助资金。

　　但即便如此，还差12万。在和亲戚朋友商量后，大家一致认为：借钱也好，贷款也好，新房还是应该盖。毕竟外出打工一年也能挣两三万。新房先住，钱慢慢还。

　　后来的情况却比他们想象得还要好。2015年，这个贫困县的生产总值是38.77亿元。然而在扶贫搬迁上，县里不惜代价，这几年先后投了将近10亿元。这项那项补贴，曹应虎最后拿到手里的又多了两三万。太阳很远，但他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暖意。

　　“不光国家异地搬迁的资金支持，还有交通、林业和财政等项目资金，一户能落四到五万元。”能为贫困户争取到的绝不放过，清水县委副书记、县政协主席王新强接下来提到了“三化”。

　　除了资金筹集多元化外，还有工程监理民主化和管理社区化。政府组织专业单位设计图纸，百姓自建房屋并自发成立监理事会，避免了住户最担心的房屋质量问题。

　　宅基地和原来的土地置换后，曹应虎们拿到图纸，自己找了建筑队，开始了对新居满心的期待。

　　经常下乡，王新强习惯穿一身方便的运动服。路过村里一个公共垃圾桶，他跑过去探着脑袋往里望望——看是不是空的。“你看看，这说明村里人的卫生意识已经在提高了。”他眉梢上扬，发自内心地冲记者笑了。

　　新村容整洁，公共的水泥地上几乎没有农村常见的果皮纸屑等垃圾。王新强曾经苦口婆心地和村民们谈心——作为社区居民，要搞好家庭和公共区域的两大卫生，做得好的模范每年表彰。

　　他曾认为，改变农村生活习惯至少需要3年，现在的速度却出乎他意料。

　　距离近了，心就近了

　　39岁的王小增还没娶媳妇。在樊夏村遇到王小增的时候，他穿着一件不合时宜的皮衣。

　　当记者问“能不能到你家里看看”时，腼腆的王小增点了点头。

　　脚下是黄土，身后是从黄土坡上滑下来的土坷垃，雨后一脚泥泞。一步步走到王小增的家里时，袭面而来的是一种干枯的绝望。

　　“荒苔野蔓上篱笆”。不过，用在这里却感受不到一点诗意。院门就是一道篱笆，院内四面透风，荒草没膝。王小增偶尔打点儿零工，其余时候就守着这个院子。餐桌就摆在床铺上，昏暗的堂屋既是起居室又是卧室兼餐厅。

　　“娃娃被耽搁了。”村支书说。在最适合娶妻的年纪，王小增的父母接连生重病，家徒四壁。这些年，农村娶妻的成本如同一线城市的房价一般飙涨，礼金动辄二三十万元。然而王小增的固定收入只有一年三千元的低保。

　　樊夏村的大部分居民都搬走了，王小增选择留下，他还年轻，但没文化、没存款，也没有致富的决心，自感无力，于是成为精准扶贫中社保兜底的那类人群。

　　对未来有什么想法?王小增低着头没说话。也许，他的父母临终之时也曾为不争气的身子连累儿子而自责、而流泪，但是他们多么希望儿子有获得幸福的那一天！

　　王小增的正墙上挂着一张财神的画像。这或许是他父母留下来的无言的心声。

　　通过十年的努力，清水县易地扶贫搬迁工程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但如王小增一样，多年来始终无法完成搬迁的贫困群众成为最后攻坚克难的硬骨头。

　　脱贫是一场攻坚战，要确保完成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到2020年如期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信心贵比黄金。

　　其实，赵尧村的曹增增也曾有过懈怠。自从有了省里的“亲人”之后，他的人生目标清晰了：要做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

　　这个“亲人”就是甘肃省政协副主席张津梁。自打2012年开展“双联行动”以来，张津梁就开始联系清水县秦亭镇的赵尧村、党河村和樊夏村。

　　双联行动，是为了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加快脱贫致富步伐，甘肃省委在十二次党代会上提出的在全省开展以单位联系贫困村、干部联系特困户为主要内容的联村联户、为民富民行动。

　　景连祥家房子破旧，张津梁联系住建部门协调实施了危房改造项目；他母亲病危，张津梁得知后，找到县医院专家上门免费诊疗。

　　“孩子考上大学没有?”“媳妇说下没有?”和村民们熟识不久，张津梁就感受到了农村家庭的两大块“心病”。他回到兰州，还不时打电话到联系户家里询问情况。

　　张津梁干过农村工作，了解农民的作息规律，他每年至少来清水三次。一次是春节前后，这时很多外出务工的人都回来了，来听听他们一年的收入和来年的家庭规划是什么?

　　再就是春耕时节和夏麦收后。“张主席带来面粉、化肥等物资，还有慰问金。”秦亭镇党委书记张华伟说。

　　像曹增增一样自感发展动力不足、缺乏致富信心的人，张津梁会坐下来和他们一起探讨、理清的年度和长远规划，并请来专家讲解怎么种植管理果树，怎么理财，怎么做个文明人?

　　4年多的时间内，张津梁先后协调争取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等项目19项，共3046多万元。赵尧村44名党员中，涌现出乡土人才11人，致富带头人10人。

　　“政协不是职能部门，但是为脱贫付出了很大努力。”王新强动感情地说，这些联系户平时有困难直接给张津梁打电话。每年除夕之前，张津梁总会把亲手写好的春联送来，一并送来的还有他写的很多励志的大字，像给自家亲戚一样自然。

　　农民和省里领导说掏心窝子的话，直接把电话打到省领导的手机上，这在“双联”以前，是从没有过的。

　　距离近了，心就近了。

　　搬迁只是开始

　　比搬家更费劲的是观念和生活方式的重塑。即使是一个家庭的两代人，也会有着不同的想法。

　　与离开大山而庆幸的年轻人相比，王亚红的公婆的态度正相反。他们在新居住了几个月后，就跑回老屋去了。

　　根据政策，搬迁群众的耕地及祖坟等不随迁。故土难离，也是老人们在这片黄土上最深的根脉和依恋，他们不愿意去远处生活。

　　张银娥和王亚红的丈夫常年在外打工，年底能带着两三万块钱回来，这是家里目前的主要收入来源。刚迁新居时，居住条件好了，王亚红开心得走路时都哼着小曲儿。但两个孩子一天天长大，花钱的地方越来越多，自己又无法出去打工，她渐觉生活沉重。幸福其实离他们很近，父母健在，儿女双全，家庭和睦，只是手里没钱。

　　王新强一次次地跟农民们讲，脱贫是一个过程，下山还只是第一个阶段。从中央到县里，决心都很大。“政府花这么大的力气搞易地搬迁，绝不是完成几个指标那么简单，我们要改穷业、换穷貌，还要和全国人民一道全面小康。”

　　房子再漂亮，没有产业支撑，精准扶贫就是一句空话。结合陇原大地的优势，种植核桃等干鲜果成了一个来钱的渠道。通过安置新村产业示范带动，全县累计建成优质干鲜果基地47.2万亩，年均总产量8620万公斤、产值3.98亿元；建成各类养殖小区145个、规模养殖场100个、养殖专业村50个、规模养殖户1300户，畜禽饲养量达到415万头（只）；建成7个千亩蔬菜种植基地；年均种植半夏2万亩、亩均收入1.5万元以上。

　　告别了川道往上行，离天愈发近，白云像温柔的母亲，在她们的注视下，山上的核桃树已开始挂果。几年后，核桃和大麻产业将成为几个村子农民致富增收的“摇钱树”。

　　“从我所接触到的异地扶贫搬迁项目来看，效果总体上是积极的。”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家委员会主任范小建告诉记者，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展扶贫工作以来，异地扶贫搬迁就一直作为一项重要的扶贫措施。

　　首先是在甘肃河西、定西和宁夏的西海固地区开展，当时叫“吊庄”，即把山区的部分穷人搬出来，解决“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的问题。后来，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从“农业吊庄”又发展到“工业吊庄”，即一部分人通过劳务转移的方式来安置。在各地陆续开展后，形式不断创新。

　　“起初，故土难离的情结深厚，在继续留守还是迁走之间，村民们也曾有过不认同甚至抗拒。”王新强说。但是残酷的生态现实并未对这些饱受贫困之苦的人们多一丝怜悯。赵尧村的搬迁始自2013年一场可怕的泥石流灾害过后。塌方的老屋，一次次受损的家园，再加上县乡干部苦口婆心的劝说，村民们终于坚定了搬迁的决心。

　　余翠竹有两重身份。一是清水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文明办主任，二是清水县赵尧村下基层干部兼“第一书记”。

　　她告诉记者：本着自愿搬迁的原则，县里严格按照上级要求筛选搬迁对象。主要是生存环境差、不具备基本发展条件，以及生态环境脆弱，限制或禁止开发地区的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和同村同居住地同步迁出的非建档立卡人口，优先安排位于地震活跃带及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威胁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在各地的调研中，范小建也发现一些突出的问题。

　　一是类似王小增一样，越穷越搬不了的人群。国家的补贴有限，不足部分要贫困人口自己出，他没有那么多钱，最后就变为谁有钱谁就搬，没钱就搬不了了。如果要搬，就要去借很多钱，为了搬家反而欠了更多的债，成了“搬迁致贫”。

　　二是像王亚红一家人一样，搬迁后的产业发展和就业问题日渐显现，导致搬得出，但稳不住，也没能致富。“农民刚搬迁后高兴几天，很快就高兴不起来了。”

　　三是迁出地的土地和山林，虽然产权还是农民的，但经营起来很不方便，需要有个适当的处置。“当然最重要的是坚持自愿，如果是自愿搬迁，就算是有了问题，农民自己可以消化，如果不是自愿，那一旦出了问题，一切都要政府来解决。”

　　范小建还提醒，要根据搬迁者的需求提供必要的培训，创造平等的发展机会，并不是只要搬迁了就一定会富裕起来，必须要有一个过程。

　　“搬迁只是开始。”他说，后面还有大量工作要做。

　　“人均两亩园，收入上万元。”这是王新强描述的清水县脱贫目标，截至2015年底，全县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5486元。如能实现，将是一个可喜的翻番，王亚红们将会离实实在在的幸福又近一步。

　　与此同时，王新强还注意到，现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南方一些工厂倒闭，外出务工的男人们又倾向于回到清水来。县里正在研究怎样为这些家庭支柱们开拓更多的产业和就业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