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当兵变前后习仲勋的革命实践

杨元忠

    1932年4月2日,两当兵变发动，作为兵变主要领导人的习仲勋时年不足19岁，在兵运工作中充分显示出青年共产党人的卓越才能和胆识，兵变后在更为复杂的革命实践中很快成长。

    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就吸引了一大批热血青年为之追求、探索。五四运动时期，周恩来、邓小平等人是优秀进步青年代表，1920年，带着对国家前途和命运的思考，他们又赴欧洲勤工俭学，加入中国共产党，选择为马克思主义奋斗终生。1926年春，习仲勋考入富平县立诚公学上学，5月，加入共青团。1928年1月，习仲勋进入三原陕西省立第三师范学习。3月，由于进步师生对校方不满，拒绝参加校方组织的一些活动，遭到国民党地方政府打击。5月，习仲勋等人身陷国民党监狱，在狱中，未满15岁的习仲勋成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年少的习仲勋亲身体会过贫苦农民的悲惨生活，经历了失去亲人的痛苦，更激发了他的革命勇气、坚定了他的革命信念。1930年2月，按照中共中央兵运政策精神和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在家乡一系列革命活动中得到锻炼的习仲勋被派往长武县国民党地方武装毕梅轩部王德修支队开展兵运工作。习仲勋与先后进入该部队的李秉荣、李特生、吕剑人等共产党员共同努力，使兵运工作日益深入。兵运工作的目的就是开展兵运斗争，建立革命武装，两当兵变是完整的兵运工作。自习仲勋等人被派遣到国民党军队中开始到发动武装兵变以及带领游击队长途转战等，一直将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开展士兵运动，在士兵工作、统战工作、群众工作、军事斗争等方面付出了巨大心血，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1932年4月2日凌晨，在部队换防之际，习仲勋与陕西省委特派员刘林圃共同领导了两当兵变。正是有一大批青年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人生指南，以澎湃的热情投身于革命，中国革命事业才揭开一页一页的新篇章。 

    两当兵变部队被打散后，习仲勋因病隐蔽在王子轩家，时刻打听失散战友的消息，想早日找到党组织，投入新的战斗。1932年6月，恢复健康的习仲勋前往陕甘边寻找刘志丹、谢子长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同年秋，习仲勋在照金先后见到了谢子长和刘志丹，两位革命领导人真诚坦率，用质朴的语言鼓励着习仲勋。刘志丹讲：“干革命还能有不失败的时候？失败了再干吗！”又说：“我失败的次数要比你多得多……几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七十多次兵变，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革命根据地。如果我们像毛泽东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与刘志丹、谢子长的交谈，他们“很高的理论水平……坚韧不拔的信念，为真理献身的精神”给年轻的习仲勋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们对革命事业的执着追求给了习仲勋极大鼓舞，让习仲勋更加坚定了革命信心。为建立一块红色根据地，习仲勋很快投入了新的革命实践活动。1933年3月，根据陕西省委的指示，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成立，习仲勋任政委。同月，中共陕甘边区特别委员会在照金成立，习仲勋先后任特委委员、特委军委书记和团特委书记。4月，习仲勋任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副主席。5月底，习仲勋在照金根据地筹粮开会途中遭遇当地民团伏击，负伤后仍然坚持指挥战斗，后脱险返回薛家寨疗伤。可以看出，两当兵变之后，习仲勋积极寻求党组织，深刻总结革命经验，加深了对革命根据地生死存亡、革命事业长远发展的思考。在更为复杂的革命实践中，能够将党的武装割据理论、群众路线与当地实际结合起来开展工作，领导能力、关键时刻决断能力等得到很大提升，已经成长为一名成熟的革命军队和革命政权领导人。

    1933年8月14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在耀县陈家坡召开党政军联席会议，习仲勋作为会议执行主席之一主持了会议。在讨论是否将武装力量统一领导时，任陕甘边游击队政委的习仲勋力主将红军部队统一起来，以增强革命武装力量，战胜困难，扩大苏区。会议最后否定了少数人分散行动的意见，统一了思想。陈家坡会议中，以习仲勋为代表的年轻党员，在艰难情况下坚忍不拔、立场坚定，在重大问题上坚持原则、旗帜鲜明，在关系革命前途的关键时刻表现出大智大勇，表现出对党的事业无限的忠诚，得到许多人的认同和支持。

    习仲勋在两当兵变中开展了大量工作，积累了丰富的革命经验。兵变之后，习仲勋总结经验教训，积极投身于创建、巩固和发展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在更为复杂的革命实践中机智勇敢、勇于战斗，肩负起更大的担子，担当起更大的责任。综合来看，两当兵变在习仲勋的革命生涯中有着重要影响，经过两当兵变的洗礼和锤炼，习仲勋很快由一位热血青年、革命战士成长为优秀的革命事业领导人。

    （作者系甘肃省委副秘书长、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