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门市无视教育部规定的教材调整程序，无视教育部和广东省教育主管部门对“２０１３年秋季学期各地仍沿用２０１２年使用的教材版本”的硬性规定，试图用一纸通知强行要求当地１８０多所学校放弃正在使用的英语教材，转向只有当地１０余所学校在用的另一种教材，而且选择没有进入教育部审批手册的“起点册”，明显违反了义务教育法第三十九条“未经审定的教科书，不得出版、选用”的规定。到底有多大利益才会让决策者冒此风险？如果叫停之后没有后续调查，很难中止公众猜想和让公众信服，也无法还相关无辜者清白。

    人们注意到，违规行为被叫停后，相关地方责任单位对违规行为的认识并未让公众满意。海南省有关部门只是称要“中止”此前的行为，只字不提是否违规；江门市虽然停止了调整教材行为，有关人士接受媒体采访却声称调整教材“合法合规”。言外之意是教育部“叫停”反倒显突兀，停止调整教材纯属无奈。

    事实上，近年来违反教育部规定，在转发教育部审定书目时未能做到“完整”，甚至自行指定书目或压缩书目范围的现象时有所闻。２００９年，四川省教育厅就曾擅自指定教材，引起多家出版社负责人集体“讨说法”。如今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并且是紧随教育部通知之后。如此明目张胆地前赴后继，谁能说与违规责任未能得到认真追究无关？

    打破教材出版垄断的改革需要推进，但改革的有序性必须得到维护。在不该换的时候换教材、以不合规的程序换教材，充分说明这项改革任重道远。人们担心，没有责任追究的叫停会异化为纵容，使监管“按下葫芦浮起瓢”。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让违法违规者付出应有代价，才能刹住滥用权力之风，使教育出版改革沿着正确方向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