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基石。然而，多年来我国教育领域存在诸多问题，包括义务教育、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

　　以义务教育为例，北大附中是屈指可数的一流名校，挤破头想进去的学生成千上万，可是原校长康健却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发出这样的感慨：“好学校的差等生比差学校的好学生难过多了，压力太大了。”

　　普普通通一句话反映了我国现阶段义务教育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不公平、等级制。学校被分为三六九等，班级分为重点班、普通班，学生也被人为地分成不同的等级，出现了所谓的好学生、差学生，给成长期的孩子造成了心理伤害。

　　分析这些现象，宏观层面是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的二元冲突，中观层面是行政教育体制和学校运行体制的矛盾，微观层面是课程标准导向应该怎么做，是方法重要还是知识本身重要、要能力还是要分数之间的矛盾。这些让办教育者感觉无奈。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关键是学校均衡，学校均衡的关键在于师资力量均衡，可以说，义务教育能否均衡关键看教师，教师队伍能否均衡关键看流动，教师流动能否实现关键在于教师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

　　再来看高等教育，从1999年至2007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9．8％提高到23％，已实现了由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的转变。然而许多高校毕业生的能力和素质还不能适应市场的需要，部分大学生的知识结构不完善，运用知识的能力欠缺。

　　高校存在同质化倾向，缺乏办学特色，更缺乏世界一流大学。怎么办出特色、创造一流大学，成为摆在中国高校面前的一个难题。

　　除此以外，职业教育的问题依然不能忽视。温家宝总理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职业教育的重要性，“对职业教育发展的蓝图，怎么描绘都不过分；对职业教育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但目前，与国家对职业教育的重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职业教育在我国的社会认可度很低，现实发展状况不乐观。大部分普通百姓仍不愿意让子女接受职业教育，认为上职校低人一等；职业学校招生困难，生源素质大幅下降；大部分企业并不乐于与职业学校合作。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经过前期征求意见并修改，将于5月份正式公布，这预示着中国教育将开始全方位改革。

　　义务教育不均衡：两位校长的无奈

　　宏观层面是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的二元冲突，中观层面是行政教育体制和学校运行体制的矛盾，微观层面是课程标准导向应该怎么做，是方法重要还是知识本身重要，要能力还是要分数之间的矛盾。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关键是学校均衡，学校均衡的关键在于教师均衡，可以说，义务教育能否均衡关键看教师，教师队伍能否均衡关键看流动，教师流动能否实现关键在于教师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

　　■本报记者 朱菲娜

　　北大附中是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屈指可数的一流名校，挤破头想进去的学生成千上万，可是原校长康健却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发出这样的感慨：“好学校的差等生比差学校的好学生难过多了，压力太大了。”

　　普普通通一句话却反映了我国现阶段义务教育存在的最大问题，那就是不公平、等级制。学校被分为三六九等，班级分为重点班、普通班，学生也被人为地分成不同的等级，出现了所谓的好学生、差学生，给成长期的孩子造成巨大伤害。

　　这些问题的根源都来自于义务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在以前经济很落后的条件下，只能实行精英教育，效率优先，一定是保证重点优先培养，这是那时的策略。但是现在经济发展了，到了大众化、普及化、公平化时代，义务教育法也颁布了，那么就必须真正做到义务教育均等化。”康健说，因为义务教育的本质就是解决弱势群体和贫困人口的受教育问题，这是宗旨。

　　模式化培养不符合教育规律

　　尽管今年公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纲要）明确提出，教育支出要占GDP4％的目标，可康健对当前义务教育改革还是忧心忡忡。有人认为教育均等就是搞平均主义，把好学校变普通，失去效率。还有人认为偏远地区那么穷，老师都没有，国家还要投钱，这是一种浪费。他对记者说：“精英主义教育理念的影响力还在持续。”

　　以淘汰制作为主要方式层层筛选出“高分精英”，这是我国义务教育的主导理念。康健前段时间刚去了趟英国，参观他们的学校，发现英国的学生只上半天课，于是很纳闷地问校长，校长回答：“只要学完了规定课程，其余时间完全让学生自主支配，没必要知道他们都干嘛去了。”两种教育理念出现了巨大差异，到底哪种才能培养出真正的精英？

　　“精英的差异性应该是非常大的，个性很强烈、很张扬，不可能用一种模式去培养。而在我国，为什么要分重点班、普通班，进行分层教育，因为一切为了考高分，其他一概不管。其实追求的是一种同质标准，但实际上‘一白遮百丑’，被机械化训练出来的怎么会是精英？真正的精英不是成批模式化训练出来的，而恰恰是在复杂的环境中自由成长起来的。”康健说，同质教育法不符合教育发展规律、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的成长规律。

　　校长的矛盾和无奈

　　为此，康健在任校长期间，曾经试图改变这种现状，让一个好老师教一个重点班，然后必须再教一个普通班，但他最终还是感到无奈：“教育理念的差异很大，校长的自主性非常小，会出现很多矛盾。”

　　比如义务教育阶段最后一个重要考试是会考，到底以什么标准衡量？在他看来应该按照课程标准，学完了就算达标了，不应有什么优劣之分，但现在会考和中考挂购，必须分个优良差，出题目就有难度系数了，等级就出现了。

　　这其实就是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的二元冲突，小学、初中就是为了升高中，竞争、优胜劣汰必然出现，但义务教育的第一步是保证人人都有学上。所以在制定课程标准的时候，争议也非常大。如果课程标准太低，学生学不到更多知识，如果太高，又无法保证人人都能及格。康健认为，义务教育当前要解决的主要核心问题是在权利公平下重新制定质量标准，但在这次公布的纲要里却没有涉及。

　　这也造成了义务教育阶段和高中阶段的尖锐矛盾，康健经常听到高中老师抱怨，初中老师教的知识这么少，怎么考大学，简直拿孩子开玩笑。一边是要降低标准才能面向全局大多数，一边是升学竞争，造成巨大鸿沟。

　　在这一点上，康健也力图改革，实行大循环的方式，把高中老师派到初中部，从一个完整的角度使学生在完成义务教育的课程之后，再对其进行能力和方法的教育，到高中适应更繁重的学习任务，这样老师跟着上高中，矛盾就会缓和很多。

　　可后来又碰到问题，现在的工资标准、初中高中老师的聘任方法、新课程标准，都要求初中高中必须脱钩，这和国家制度又形成尖锐冲突，是尊重教育规律还是尊重国家制度？康健又一次感到无奈。

　　总的来说，宏观层面是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的二元冲突，中观层面是行政教育体制和学校运行体制的矛盾，微观层面是课程标准导向应该怎么做，是方法重要还是知识本身重要，要能力还是要分数之间的矛盾。

　　自筹资金让校长白了头

　　“我当校长的时候，整天就是发愁怎么赚钱，这是我当时的第一任务。”从1989年到2003年，王晋堂在北京一中当校长时，正值我国教育开始产业化改革。

　　20世纪80年代末，北京市中小学管理体制改革出台，主要内容是：校长负责制、教师聘任制、结构工资制。

　　“结构工资”是在公立学校国拨工资之外，由学校自筹资金。至此，中小学“创收”风潮愈演愈烈。校办企业、出租校舍、办小卖部、与大机关共建等纷纷涌现。这个时候，校长就处在了风口浪尖上。“自筹、自筹、校长白了头。”“校长姓‘钱’还是姓‘教’？”一系列问题困扰着王晋堂，他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校办企业办得很艰难，没赚钱，校长聘任老师就没底气，当时的一些风云学校都是那些创收最多的。但后来的实践证明，校办企业对教育是不利的。

　　“教育是一种资源，可以用来创造利润。中小学校拥有的地皮、校舍、师资和品牌等无形资产都是可以创造利润的资产，但是，把教育资源用来生产或经营就把其变成了资本，这与教育本身是相违背的。”王晋堂这样认为。

　　后来，在20世纪90年代初，多数校办厂都下了马，似乎一夜之间，学校自筹就断了粮。此后，学校转移了自筹的方向，那就是赞助费。过了几年，教育部门出台“三限”政策：限人数、限分数、限钱数，等于承认了收费的合法性。“这个口子一开，权钱交易就成了公开的秘密。”王晋堂说。

　　淘汰制教育只是“丢卒保车”

　　一直以来的重点校制度是以升学率为主要标志的，它是以牺牲一批没被设定成重点的人为代价的，不仅大大挫伤非重点学校老师和学生的积极性，而且一时间，择校成风，学区房、乱收费、寻租现象、“奥数”暴利、分校分班分层等等不公现象越来越为人们诟病。王晋堂给记者举例说，比如为数众多的学生想进好学校所出现的供大于求，导致在“小学升初中”时，好学校就会提出种种苛刻条件：如连续三年三好学生、奥数考试优胜、文体特长证书等等，有的中学还给小学毕业的学生在双休日办综合班，不仅加重了家长的经济负担，也加重了学生的学业负担。

　　一位学生家长对记者说：“我女儿今年上小学六年级，从早上七点二十到校，到晚上十点多上床，每天学习十多个小时，她们班里45个人，只有13个人没带眼镜。”“还有，我女儿前两天过生日，邀请班上同学参加生日会，学习好的孩子清一色全没来参加，因为他们有各种各样的课后班。”

　　为此，今年公布的规划纲要的三大突破之一就是提出义务教育均等化。

　　“在中小学特别是义务教育阶段，这种淘汰和选拔体制，本身并没有产生什么智力的增量，只是一种所谓高分好学生的转移，充其量只是‘丢卒保车’而已。”王晋堂对记者说。

　　教师流动是实现均衡的关键

　　王晋堂认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关键是学校均衡，学校均衡的关键在于教师均衡，可以说，义务教育能否均衡关键看教师，教师队伍能否均衡关键看流动，教师流动能否实现关键在于教师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

　　当前学校之间教师收入差距客观存在，成为制约教师流动的最大障碍，最严重的能相差四五倍。上海市首先对教师收入实行了一刀切的办法，规定年薪7．2万，不低于公务员工资，根据职务、工作量有所浮动。王晋堂认为这一模式可以效仿。北京市朝阳区从2009年开始基础教育阶段的老师工资由政府买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