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春 张杰

　　减量发展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首都发展模式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

　　第一，首都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和作为中国特色大国首都的特殊定位，决定了必须进入减量发展的特定阶段。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国家的首都而言，在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一系列“城市病”，既体现了旧有的发展模式和环境资源承载能力之间的突出矛盾，也显示出城市建设规模和环境资源承载能力之间的突出矛盾，又交织着人口和环境资源承载能力之间的突出矛盾。同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国家的大国首都，北京又肩负着建设好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首都、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国首都、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的三重历史责任。这些多重的发展困局风险以及叠加的多重建设目标，从根本上决定了北京必须彻底转变发展思路，转换发展模式，全面实现减量发展导向的自我革新，决定了以减量发展战略为主要特征的首都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示范和深刻体现。

　　第二，减量发展是实现中国特色大国首都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解决中国当前经济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核心手段，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线，落实到北京层面，北京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要义，就是要牢牢抓住疏解非首都功能这个“牛鼻子”工程，全面推进减量发展战略。从过去的集聚一切要素资源求增长，到如今的疏解非首都功能要素资源谋高质量发展，北京成为全国第一个推行“减量”发展的城市，减量发展已经成为首都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追求高质量发展的鲜明特征，减量发展、绿色发展、创新发展，成为实现中国特色大国首都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减量”和“发展”是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体，减量发展是创新发展、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和包容性发展的基础，减量发展的最终落脚点是实施创新驱动和高质量发展，只有通过适度恰当的“减量”，才可以为后续的创新发展、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和包容性发展，提供坚实的要素资源空间保障，才能在既有的人口、土地和环境等硬约束下实现更大产出比，更有效益、更可持续的增长。

　　第三，减量发展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首都发展模式的重大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需要清醒认识到的是，与发达国家的大国首都以及其他新兴大国首都发展模式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北京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国家的大国首都，必然有着自身独特的发展模式。这样的基本国情，就决定着北京必须立足于自身全面探索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首都发展模式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决定了北京必须主动探索和创新出一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国家的大国首都发展的新方式、新路径、新模式。减量发展战略的提出，涵括和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国首都发展模式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的基本要义和科学探索精神，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首都的伟大践行。

　　必须高度关注和正确把握减量发展中的五对辩证关系

　　减量发展作为现阶段首都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指导方针，必须时刻正确理解、把握和运用好“减量”和“发展”二者之间的科学辩证关系。当前，针对首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要矛盾以及矛盾中的主要方面，概括起来讲，就是要深入理解和准确处理以下五对辩证关系。

　　“前沿”和“后发”的关系。对于首都构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定位，要有清醒的辩证逻辑认知。从“前沿”的内涵来看，就是首都必须瞄准全球科技创新发展的前沿，既要在强化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方面，取得全球赶超和相对领先地位，也要在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强化战略科技力量等方面，取得全国引领示范效果。从“后发”的要求来看，就是要始终牢记“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并将之运用到建设首都全球有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具体工作中去，既要在强化应用基础研究，主动承担和实施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在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等关键短板方面，取得决定性的进展和突破，也要在重大创新成果的产业化以及主动发展高精尖产业等方面获得具体切实成效，将之作为首都经济新动能的来源，作为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支撑。

　　因此，将减量发展的理念，具体落实到“前沿”和“后发”辩证关系的认知和把握层面，就是要在首都的“三城一区”规划布局层面有具体的深刻体现，“三城”要始终瞄准全球科技创新的“前沿”以及建设创新型国家中的关键短板，而“一区”和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等，要通过着力发展与首都城市战略定位相适应的高精尖产业体系和现代化经济体系，依靠打造创新和产业深度融合发展的示范区，促进首都创新驱动发展的率先落实，促进首都高质量发展模式的率先转变。

　　“中心”和“外围”的关系。当前，首都发展必须牢牢把握的最大市情是，经济不充分不平衡的问题和风险尤为突出，一个集中表现就是中心城区和平原地区、边远山区之间人均GDP的显著差异。这意味着，现阶段中心城区面临的是旧有发展模式不可持续的根本问题，必须对不符合首都发展定位的要素资源实施减量政策，同时，中心城区还面临着加快经济新旧动能转化和更新发展模式的核心任务，必须在减量过程中实现新旧要素的逐步替代和发展模式的平稳转换。而平原地区和边远山区主要面临的则是发展不足的问题，特别需要加快实施提高集聚高端要素资源能力、强化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高质量发展和绿色发展的基本任务。

　　因此，将减量发展的理念，具体落实到首都“中心”和“外围”的辩证关系的认知和把握层面，就是要在首都全面实施因地制宜的差异化发展策略。一方面，中心城区的经济发展功能要弱化，而政治中心、国际交往中心以及文化中心的服务功能要得到切实维护和强化，同时，科技创新中心的功能要适当强化；另一方面，平原地区和边远山区的高质量经济发展功能要大力提升和强化，要在打造全球科技创新中心以及构建高精尖产业体系方面成为主力军。

　　“有界”和“无界”的关系。实际上，首都发展所设定的“双控三红线”，就是设定了当前和今后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边界。无论是从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硬约束，建立人口和建设规模双控机制的角度，还是从守住人口总量上限、生态控制线和城市开发边界这三条红线的角度来看，均体现了首都发展的“有界”思维和发展逻辑。然而，如果仅仅简单认为“双控三红线”会束缚甚至阻碍首都经济发展的机会和空间，或者将首都发展停留或局限于“有界”强制约束下的发展空间有限甚至不发展的狭隘认识，实质上是对首都发展要义以及减量发展重大战略的错误理解。

　　需要正确认识到的是，“双控三红线”带来的“有界”约束，并不会束缚或限制类似科技创新、人力资本、金融资源、文化资源、制度资源等这些高端要素的能力发挥，更不会制约或阻碍智能制造、信息经济、总部经济等高精尖产业体系的增长空间。这些高端要素以及高精尖产业体系的发展，已经越来越脱离对人口、土地等有形要素的直接依赖，相反，却越来越依赖于科技创新、人力资本、金融资源等无形要素以及改革开放的市场制度活力，越来越呈现为环境友好型、生态兼容型的新型发展模式。

　　因此，发展模式的这些根本性变化，决定了首都发展又具有“无界”的本质内涵。这也就意味着，即便在现有的“双控三红线”的“有界”约束下，首都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仍然有相当大的提升空间，完全可以依靠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和构筑高质量发展模式，来推动首都经济的“无界”可持续增长，从而在首都完美实现“有界”和“无界”发展逻辑的有机统一。

　　“过密”和“过疏”的关系。当前，尤要以科学辩证的态度来看待首都突出的“大城市病”的形成原因，特别要关注首都不同地区间资源要素“过密”和“过疏”分布的重要特点。一方面，首都的“大城市病”在中心城区以及部分平原地区的部分区域表现得相对突出，相对于经济可持续发展、高质量发展、绿色发展的内在要求，各项要素资源呈现出“过度”集聚效应以及“过密”的特征。另一方面，在大部分平原地区和边远山区，各种高端高质量要素资源的“过疏”现象同样相当突出，这是导致首都不同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因素。

　　因此，将减量发展的理念，具体落实到首都“过密”和“过疏”辩证关系的认知和把握层面，就是要按照不同区域自身的要素禀赋条件和区位优势特点，在首都不同区域内实施协同性的产业分工体系和差异性的发展定位，不可实行“一刀切”式的疏解整治政策或招商引资政策。

　　“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2017年首都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已达80.60%，其中，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高达16.55%，是首都最大的支柱型产业。但是，如果缺乏科技创新和实体经济有效支撑，首都金融业将一定程度上面临增长的“天花板”效应，也容易成为诱发系统性和局部性金融风险的重要因素。因此，将减量发展的理念，具体落实到首都“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辩证关系的认知和把握层面，就是要在强化科技创新能力、加快构建高精尖产业体系的基础上，推进首都金融结构的转型升级和现代金融体系的建设。更要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范畴内，谋求现代金融和科技创新、实体经济、人力资源相融合的可持续发展优势。通过首都独特的金融科技和科技金融示范和辐射优势，引领和推动首都和京津冀区域内科技创新和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协同发展和融合发展，牢牢夯实首都现代金融体系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作者分别为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