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上半年，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在美国甚嚣尘上，诸如“中海油”并购尤尼科、人民币升值风波、《中国军力报告》出笼等事件，至今仍历历在目，涉及经贸、安全、能源各个领域。 美国一些学术机构也不甘寂寞，配合某种势力的需要炮制所谓“中国文化威胁论”、“中国科技威胁论”等等，从而使新一轮的“中国威胁论”几乎没有空白点，呈现出全面性、深刻性特点。加之中亚“颜色革命”的渐次展开、美日同盟关系非同寻常的强化，给人的印象，似乎中美关系有回归“9·11”事件之前战略竞争状态之势。

　　所幸的是，对于“中国威胁论”，布什政府没有参与其中，更没有推波助澜，而是冷静观察、审慎评估、适时引导。中国政府也保持冷静，不因美国国内政治气氛的变幻而改变同美国建设性合作的战略方针。

　　其结果，到了下半年，中美关系终于迎来了佐利克的“9·21”演讲，两次首脑会晤，两次战略对话，七次纺织品谈判并终于达成协议。甚至一向不情愿访华的拉姆斯菲尔德也终于“放下身段”，进行了他事后总结说是“有意义、受教育的和愉快的访问”。如此，“中国威胁论”的势头受到有效牵制，虽未风平浪静，但终究没有翻起大浪，更没有转化为政府的对华政策层面。

　　以佐利克所谓“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提法的出笼为标志和分水岭，相对理性务实的“中国责任论”开始取代非理性、情绪化的“中国威胁论”，大体成为美国政府、严肃的学者和智库的对华主流态度。

　　这种转变从一个侧面说明中美关系当今深度相互依赖和抗风险能力增强的特质，同时表明美国主流在经历长达大半年的对华政策大辩论之后，找到了一种较为系统化的对华战略新框架和新视角，那就是务实面对并接纳中国崛起的现实；愿意同中国共同经营双方都从中受益的国际体系。用佐利克先生的话说，“利益相关者”这一概念的提出，实质是对中国发展成就的一种承认。但是，这种接纳和承认是有条件的，条件就是中国要“负责任”。

　　从“中国威胁论”转向“中国责任论”，表明美国执政者们也在思考如何摒弃冷战思维，如何谋求同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崛起中的大国长期打交道甚至和平共处。这一姿态主流是积极的，也是值得赞赏和鼓励的。

　　但另一方面，对于“中国责任论”也要一分为二，甚至更要战略重视。“中国责任论”较之赤裸裸的“中国威胁论”虽然理性、温和得多，但其所包含的深刻内涵却招招切中中国和平发展的要害。

　　正如佐利克在他的演讲的后半段以及布什亚洲之行不厌其烦地大谈自由民主所显示的那样，中国要想真正成为国际体系中美国的“利益相关者”，必须肩负“战略责任”，即要从全球层面不仅不挑战美国而且与美国一道共同塑造对美有利的国际秩序；必须担起“外交责任”，即协助美国处理那些美国难以处理的“头疼的问题”（诸如朝鲜和伊朗的核问题）；必须具备“经济责任”，即既要自己发展还要实质性地改变对美贸易不平衡问题；必须承担“军事责任”，即要大幅增加军事透明度；还有“政治责任”，即要加速包括宗教自由在内的政治体制改革进程。

　　由此观之，中国要想做美国的“利益相关者”其实并不容易。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责任论”其实是“中国威胁论”的变种。“中国威胁论”我们可以置之不理或者针锋相对，“中国责任论”则由不得中国不回应，否则将落得个“敬酒不吃吃罚酒”的结局。

　　这样一个悖论无疑是对2006年乃至今后若干年中国对美外交的新考验。迎接这一考验的根本之道，恐怕是对所谓“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要采取“拿得起，放得下”的策略，即承认其中相对积极的对华态度转变，所谓“拿得起”，但也要警惕其中包含的战略陷阱，所谓“放得下”。如何拓展中国的“责任外交”？这恐怕需要全民族的集体智慧。 文 袁鹏（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