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1日，中央宣布成立雄安新区，主要包括河北雄县、容城、安新3县等地，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这一消息在京津冀乃至全国“爆炸”开来，牵动人们敏感的神经和“嗅觉”。

　　如果说，三年来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推进，主要属于战术层面的“伐兵”和“攻城”，那也不妨说，河北雄安新区的布局和落子，真正具有了上兵伐谋、以谋取胜的内涵。

　　规划中的雄安新区，包括雄县、容城、安新3县及周边部分区域。这个选址和布局，初看起来有些出人意料，但细思之则发现意味深远。

　　文| 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教授刘士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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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略定位：既是国家级新区又是国家经济特区

　　4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通知，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雄安新区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也是继规划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后又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历史性战略选择，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

　　雄安新区一瞬间街谈巷议，网络、微信迅速刷屏。

　　雄安新区虽被冠以新区之名，并与浦东新区相并列，但与层级最高的国家级新区明显不同，一亮相就比同级别的滨海新区、两江新区、舟山新区等高出许多，因为它同时还与深圳经济特区并列，因此可以把雄安新区初步界定为：既是国家级新区又是国家经济特区。

　　这可能就是在文件中首次使用“千年大计、国家大事”的主要原因。这两个词并用，主要是强调兹事重大。但它们又都属于一种质性界定，不好量化，所以到底重要重大到什么程度，我们只能从中国文化和历史的角度加以揣度。

　　关于千年大计，在汉语中最容易使人想到的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意思是只有按照自然、社会和文化的规律去做某件事才能成功。关于国家大事，本于《左传·成公十三年》记载的“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是指“和睦邦族”的祭祀与抵御外辱的战争。由这两方面出发，结合雄安新区的规划建设，可以这样理解“千年大计、国家大事”。首先，城建史上有一句话叫“千年风水”，意思是城市选址和空间布局一经确定并开建，就会彻底改变自然环境并很难再回到自然的原初形态，因此城市的规划与建设比种树育人更加重要和影响深远。其次，在《诗经·大雅·緜》中，曾把周人在周原上“乃立冢土”当作西周兴国大业完成的标志，这也就是《左传》讲的“祀”或摩尔根讲的作为文明社会标志的“礼仪中心”。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可以推知雄安新区被赋予了怎样高的期望和怎样重要的国家职能。

　　雄安新区是一个新生事物，从雄县和安新两县各取一字，既具大国气象，又兼备大都风范。十年树木，可以足用；百年树人，可以齐家；千年建城，可以安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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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国大都，需要规划一个更大的战略腾挪空间

　　在最近的朋友圈中流传着一个提倡睡眠的微信。其实，不仅是快节奏生活的现代人，高速发展的中国城市也早就有了休养生息的强烈需要。

　　拥有3000多年建城史与800多年建都史的北京，目前中心城区人口超23000人/平方公里，机动车保有量超500万辆，既有“首堵”之戏称，又经常陷于“十面霾伏”中，再加上怎么也都治不了的高房价、上学难、看病难等，说明这座大城已经很累、很累、很累了。当一个人累了，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睡上一大觉。而当一个城市病了，最管用的对策是减去已超过它承载极限的东西。但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如何给这个超负荷运转的大都市放假。

　　一般人都以为雄安新区的设置很突然，其实并不是的。因为像这样一个国家重大战略决策，不仅不会轻易做出，还可以说是经历了很多的投石问路并在巨大现实压力下才做出的。理解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把相关信息联系起来。

　　面对北京日益严重的“大城市病”，人们能想的和能做的都已想过和试过，其结果可以“不大胜亦不大败”一语概之。在“想”的方面，从传了十几年的各种版本的迁都说，到不久前仍在小道游走的“即将设置首都特区”等，集中表达的中心思想就是北京已不适合再做首都了；在“试”的方面，从地方上看，如山东省济宁市早就提出要建文化副都，期望能承担一部分首都的功能，这事一直闹到2009年全国两会才无疾而终。从北京自身看，为了应对城市病也做了很多，其中一大手笔是把首钢整体搬迁到河北曹妃甸。从国家层面看，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把天津列为双核心城市之一，也是出于解决北京市“一城独大”的顽疾，但天津同样也饱受着大城市病之苦。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2015年7月，北京市提出“聚焦通州，加快北京市行政副中心的规划建设”，后来又排出到2017年底将政府四套班子搬到通州的计划，尽管这个动作已不算小，但预计只能疏散出40万左右人口，这与北京的2000多万的常住人口相比，作用相当有限。

　　与此同时，不管北京市怎么提高门槛，外来人口增速仍持续走高。截止到2015年年末，在北京市2170.5万常住人口中，外来人口高达822.6万，占比为37.9%。而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仅2010年河北流入人口就超过北京流动人口总量的五分之一。凡此表明，各种优势资源过度集中的首都北京的城市磁力过于强大，如果在周边不能有一个可以和它相媲美的城市，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就极有可能是围着北京市再摊一个更大的大饼。展眼望去，在京津冀要找一个这样的地方并不容易，不仅天津和石家庄不行，连地级城市保定的人口也都超过1千万，再怎么拓展，都不可能建成一个巨大的人口蓄水池。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必须认识、尊重、顺应城市发展规律，端正城市发展指导思想。中外历史上很多都市的迁移和扩建，都是出于遵从自然规律、协调人和自然矛盾的现实需要。从中国古代都城史的角度看，无论是汉唐的双都城——长安和洛阳，还是唐代对隋朝都城、元代对北京城的扩建，都是因为旧都不能满足帝国首都必须具备的城市功能。从西方现代大都市的角度，19世纪下半叶，伦敦、曼彻斯特、纽约、芝加哥等在出现了人口拥挤、环境污染、贫富差距悬殊等“城市病”后，也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另建新城的策略。

　　俗话说，“树挪死人挪活”，对于一个城市也是如此。在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的当今世界，在积极应对北京大城市病的同时，另择空间建设一个国家副中心，以备不时之需，对于捍卫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是绝对必要的。在某种意义上，就像农业生产中的轮耕制，雄安新区的设置，可以看做是“都城空间轮耕制度”的一次探索，完全符合城市发展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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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兵伐谋：一子落定，满盘皆活

　　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如果说，三年来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推进，主要属于战术层面的“伐兵”和“攻城”，那也不妨说，河北雄安新区的布局和落子，真正具有了上兵伐谋、以谋取胜的内涵。

　　规划中的雄安新区，包括雄县、容城、安新3县及周边部分区域。这个选址和布局，初看起来有些出人意料，但细思之则发现意味深远。

　　首先，雄安新区一直是交通战略要地，距北京、天津只有100公里，属于高速1小时、城际高铁半小时的交通圈内，此次浮出水面，有望在京津冀腹地形成一个新的“中心地”。

　　其次，城市化水平较低，新区内人力资源、土地资源相对充足，坐拥华北平原最大的淡水湖泊——白洋淀，拥有良好的发展潜力和市场空间，还可连带解决京津冀区域的“中部塌陷”问题。

　　再次，远期规划面积2000平方公里，比深圳经济特区（1990平方公里）略大，不到浦东新区（1200平方公里）的两倍，建成后可容纳人口超过1000万，这样的规模和体量足以为解决京津冀协调发展的核心问题——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提供辗转腾挪的战略空间，且与其他地方相比，三个县城的建设成本又是最低的。

　　最后，具有一子落定满盘皆活的系统效应。比较而言，在一穷二白上，雄安新区有些像当年的小渔村深圳，在后发优势上，又像当年和沪西一江之隔的浦东，前者深入到战略前沿，后者具备雄厚的外势。在没有这个新区时，谁也看不出京津冀与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如何互动，而一旦有了这个新区，一幅“南深圳，东浦东，北雄安”的深化改革和开放发展宏图已跃然纸上。

　　在战略一词已被用滥的当下，这才是真正的城市战略规划。不同于一般的空间、人口、交通、土地、金融、文旅等专项规划，它既在横向上统筹了环境、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发展要素及其交互作用关系，又要在纵向上把握过去、当下、未来的内在关联及其包含的风险和机遇，是一种更加系统的国家大局设计和一种前瞻性的千年城市谋划。

　　当然，“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雄安新区的规划才刚刚迈出第一步。由于涉及环境资源、人口、经济、社会、文化等多要素，以及体量巨大、关系众多和层级复杂等原因，不论是规划刚刚提出的现阶段，还是在以后的规划建设进程中，出现一些怀疑、摇摆、反复甚至是局部的困难，可以说都是正常和无可避免的，对此既无须“大惊小怪”，也要防止“因噎废食”。对于所有“发展中的问题”，只能以更高水平的发展去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