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主动交代罪行和退赃，他也期望能够通过少认定些受贿金额来减少一些罪责。比如，在讯问中，针对一笔收受4 名包工头共约83万元人民币现金的行为，尽管这点钱在他的涉案总额中只是个零头，他仍极力辩解，这属私人间的友情赠与，其既未接受送钱人的请托，也未为他们谋取利益，主张不应认定为受贿；又比如，在检察官和他核对受贿数额时，他会为一二十万元赃款的数字差异陡然神态激动。

　　关进监牢后，张建辉像变了一个人，或说恢复了他“专家”、“学者”的面目，他常常会向看守人员提出要求，找些书给他看，而且指明要借阅有关历史和人物传记方面的书籍。他想通过读书来调整自己，更期望通过对比传记人物的经历，来检讨自己人生坐标迷失的轨迹。

　　走进高墙的张建辉，也开始想念自己的家。他不止一次地对看守人员说，他感受到了家庭和家人对于生命的重要，他感受到自己是多么对不起妻子。他不止一次提出要求会见妻子，想当面向她道歉，以求得谅解。为有利于促使张建辉悔罪，检察官多次同意了他的要求。但在后来的会面中，妻子已不肯原谅他——他的忏悔太晚了。

　　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此案后，认为张建辉被他人检举揭发后，主动如实交代其全部受贿犯罪事实，坦白认罪态度好，并主动积极退出全部犯罪所得，确有悔罪表现，另在羁押期间有立功表现，依法可以从轻处罚，决定判决张建辉死刑，缓期2年执行。

　　化解“行规”，保工程建设领域清廉

　　一个处级干部，而且还是极有口碑的专家型领导干部，在短短几年时间内，非法收入竟多达3100多万元，令人触目惊心。这起案件让人看到：在国家投资的大型工程项目建设过程中开展反腐工作，仅加强对管理层的外部监督预防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深入工程项目内部，在工程造价上严格把关，从源头上减少或铲除滋生行贿受贿行为的土壤。

　　张建辉3100多万元受贿资金，基本上是在管理工程建设中，由多个包工头行贿所得。这里一个最基本的前提是，包工头向张建辉行贿的资金再多，也没有得到工程以后赚取的利润多，因为工程的“回报”实在太高了，有人称：一项国家投入的市政方面的路、桥工程，基本上是“三三制”，即：总投资的三分之一用在打点关系上，三分之一用在工程上，其余的三分之一就是利润了。“暴利”成为工程建设行业“潜规则”盛行和腐败案多发的主因。

　　市政工程项目预算中如此大的利润率，不仅给施工企业行贿提供了条件，管理这些工程的国家工作人员也对这些工程畸高的利润心知肚明。从这个角度看，一些市政工程高额利润的诱惑，也容易使一些管理人员的心理产生扭曲。

　　工程建设利润高，其形成的原因，从技术层面看，是定额标准不完善，一个项目，到底造价是多少才更科学更合理，没有形成科学的机制进行确定，以致产生虚高价格；从管理层面看，主要是招标阶段不规范、不公开、不透明，出现管理部门、投标单位互相勾结的违规行为。定额是工程预算的价格依据，招投标是对工程价格的市场调节。这两个环节中任何一个出现问题，都会推高价格。

　　因此，遏制工程建设领域的腐败，不仅要抓监管层面，也要抓“技术”层面，首先从价格形成机制抓起，合理确定工程定额标准，把市政工程的利润率控制在一个合理水平，使承建者获利相对合理，失去“潜规则”诱因；另外，招投标的过程、工程监督和验收、结算等在法定的范围内公开、透明，使一项工程的价格形成体系，既接受专业部门的监督，又接受社会的监督，从而最大限度减少诱发腐败的人为操作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