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范思立

　　孟学农因山西襄汾溃坝事故再次请辞；冀纯堂因三鹿三聚氰胺奶粉事件辞去石家庄市长职务。舆论称，这说明中国的政治制度越来越完善，官员问责制越来越成为常态。 而2003年非典期间，孟学农辞去北京市市长开启了中国官员的问责制。

　　问责官员纷纷“下课”

　　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院教授毛寿龙向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提及中国问责制的背景时表示：“中国官员问责制于2003年非典期间启动，非典过后，从中央到地方开始加快推进问责制的制度化。”

　　非典期间，包括当时的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市长孟学农两名省部级高官在内的上千名官员，因隐瞒疫情或防治不力而被查处。

　　 2003年12月，重庆开县中石油川东北气矿井喷造成233人死亡，中石油总经理马富才于次年4月引咎辞职。

　　2005年12月，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因松花江环境污染事件提出辞职。

　　“这是目前为止因问责而去职的一些最高级官员，这充分说明中央对建设法制政府的高度重视。”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周泽对本报记者说。

　　而今年中国官员问责渐成新气象，2008年4月28日，胶济铁路重特大交通事故致使71死416伤，济南铁路局局长陈功、党委书记柴铁民被免职；7月，华南虎照事件，陕西林业厅副厅长孙承骞、朱巨龙等被免职；9月8日，山西临汾尾矿库溃坝，除孟学农引咎辞职外，山西省副省长张建民被免职、临汾市市委书记夏振贵停职检查、市长刘志杰被免去临汾市市长职务。

　　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李正华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对事故责任人进行追究，是执政为民的政府应有的态度，这不仅能够安慰死者，更能惩戒来者。很多重大事故都属于责任事故，如果管理严格，按章办事，本是可以避免的。

　　而新一届中央政府成立之初，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第一次廉政工作会议上就指出：“2008年要选择部分省市和国务院部门开展试点，加快实施以行政首长为重点的行政问责和绩效管理制度。”

　　因何请辞

　　毛寿龙认为，高官承担责任有四个层面：一是承担道义上的责任，向受害者和公众负责；二是承担政治上的责任，也就是向党和政府负责；三是承担民主的责任，向选举自己的人民代表和选民负责；四是承担法律的责任，要向相关法律规定负责，看是否有渎职的情形存在。

　　“事实上，官员请辞有法律依据。国家对相关事故、案件责任认定和处理的法律、法规、制度、办法等，是比较健全的，操作性也很强，一般都能够根据责任者所犯错误的事实和责任认定，逐条对照后得出相应的处理结果。”周泽表示。

　　2001年颁布实施的《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相关规定》，对地方政府主要领导人和有关政府部门正职负责人对特大安全事故的发生所承担的责任做出了规定。

　　2004年2月，《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公布，这个全面、系统推行自我约束与促进自我发展的党内制度规范，明确写入了“询问和质询”、“罢免或撤换要求及处理”等内容。

　　根据2004年4月中办颁布的《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对“因公辞职”、“自愿辞职”、“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做出了严格规范。《规定》还详细列举了9种应该引咎辞职的情形，使官员引咎辞职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以及《关于国家公务员纪律惩戒有关问题的通知》等均是官员请辞的依据。

　　不过，周泽指出，对于官员问责的处理结果，往往使用“根据党纪、政纪的相关规定”等非常宽泛的词语，使公众感到处理依据模糊，不利于社会对处理结果的公平性、公正性进行监督。

　　构建制度保障

　　周泽表示，问责制可以让那些“太平官”、“无能官”、“懒汉官”混不下去。中国过去重行政权力、轻政府责任的倾向已开始得以扭转，重视政府责任、强调政府权力与责任的均衡和一致，通过抓责任的方式促进政府各部门建立内部的职责机制，使各级官员更好地运用权力，是在中国正在进行的一场重大变革。

　　但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副教授杨伟东说：“问责制度是一把双刃剑。”合理构建的问责制，可以通过追究官员确实应承担的责任，促使官员合法、正当地行使手中的权力，不断提高管理水平，使行政机关和公务员真正负起责任。但如果将问责制简单化、扩大化，不管具体情况、不分原因地一味追究责任，则有可能挫伤行政机关和公务人员的积极性，背离问责制的初衷。

　　今年年初，广西东兴市市长刘全跃曾不无感慨地对本报记者表示，其辖区内偶然的一次重大交通事故就有可能导致其因此而去职，而这种偶然因素实在太多。作为地方行政“一把手”，他表示，“自己倍感压力。”

　　对此，杨伟东认为，在我国要用好这把“双刃剑”的关键和前提是要合理地配置和划分行政权力，明确责任。没有不同部门与官职之间的职能、职责和权限明确、严格的划分，问责制就很难顺利推行或根本无法实施。

　　“建立问责制度是一个系统的工程，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能简单照搬其他国家的问责制，需要逐步建立适应我国国情的问责制度。”杨伟东说。

　　孟学农离职人叹“晋官难当”

　　■观察 ■刘慧

　　去年7月，孟学农“要当好山西3300万人民公仆”的就职宣言言犹在耳。今年8月刚过完59岁生日的孟学农，就因襄汾溃坝事件，向中央递交了辞职报告，辞去山西省省长职务，其间不过14个月时间。

　　早在5年前，孟学农因为非典事件不透明，仅上任3个月就辞去北京市长职务。孟成为两次因在其行政辖区发生意外事件而引咎辞职的高官。在中国政坛，辞职的部级高官并不多见，短短五年内两度辞职的更是少见。

　　拥有工学硕士学位的孟学农1969年参加工作，历任北京第二汽车制造厂团委书记，共青团北京市委副书记，北京市饭店联合公司总经理，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北京市副市长、市长，2003年辞去北京市市长职务后，任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党组副书记，2007年被任命为山西省代省长。

　　据山西当地人士讲，孟学农到山西后很务实，被评价为“低调做事，背水一战”，致力于山西经济转型。却因溃坝事故“伤亡人数太多、影响太大”而请辞。不少网友也叹他“官运不济”、“仕途多舛”。

　　孟学农去职，山西省副省长张建民被免职，加上此前的省长于幼军离任，使山西的黑砖窑事件、洪洞矿难、襄汾溃坝事件再一次回到人们的脑海中。也使世人发出“晋官难当”之叹。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应该与山西经济“一煤独大”的经济结构有关。有煤炭就有安全生产问题。可以说，山西的历任省长都在安全生产上下了很大功夫，包括孟学农。据报道，他上任后一直在努力解决山西发展与安全生产的关系问题，全省大型专项行动、各种安全检查、安全生产百日督查专项行动未曾间断过，但是仍未能阻止事故的发生。他曾在今年3月对媒体总结过其中原因：“有些地方领导追求GDP的增长，小煤窑主求一夜暴富，千军万马都搞煤，挖得千疮百孔，山河破碎地气尽。”

　　如何解决这个难题？官员问责制当然是应该的，不过这种事后问责的方法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山西的煤炭安全生产问题。在矿难、溃坝等所有的群体灾难事件中，都可以看到腐败和官商勾结的影子，地方安监部门、地方官员与非法矿主结成利益共同体，要解决这些问题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如何从制度、监管等环节做到防患于未然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孟学农的接任者是56岁的王君。他是煤矿工人出身，在大同矿务局、煤炭工业部有20多年工作经历。从国家安监总局局长、襄汾溃坝事故国务院调查小组组长的位置上就地转任山西省代省长，希望他这个煤炭行家能为山西煤炭安全生产难题找到好答案。

　　上周人事变动

　　在9月14日召开的山西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王君被任命为山西省副省长、代省长，同时接受孟学农辞去山西省省长的请求，免去张建民山西省副省长职务。

　　段轮一已任湖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规定，湖北省政协十届三次常委会议接受段轮一同志辞去政协湖北省第十届委员会副主席、委员职务。

　　谢瑞武任成都市副市长。

　　因三鹿奶粉事件 辞职和被免职的官员

　　9月17日召开的石家庄市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接受冀纯堂辞去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的决定。

　　鉴于石家庄市政府分管农业的副市长张发旺对三鹿牌婴幼儿配方奶粉重大安全事故负有领导责任，9月16日，石家庄市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决定免去张发旺石家庄市政府副市长职务。

　　 鉴于石家庄市畜牧水产局对收奶小区、奶站、奶厅管理混乱负有责任，9月15日，石家庄市委决定，免去孙任虎石家庄市畜牧水产局党组书记职务。9月16日，石家庄市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决定免去孙任虎石家庄市畜牧水产局局长职务。

　　 鉴于石家庄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石家庄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查处重大安全事故不力，9月16日，河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决定免去张毅石家庄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职务；河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党组决定免去李志国石家庄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局长、党组书记职务。

　　冀纯堂“下课”提醒“政以民为本”

　　■朱菲娜

　　日前，一批官员因为三鹿奶粉事件丢了乌纱帽，石家庄市市长、市委副书记冀纯堂就是其中一位。

　　在此之前，石家庄副市长张发旺、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张毅、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局长李志国、三鹿集团党委书记田文华均被免职。

　　三鹿奶粉事件发生之后，从中央到地方，全面组织抽检，公布检测结果，全面召回不合格产品，开展善后处理，免费救治患儿，取消食品免检制度等。在这一系列的措施之后，人们最关注的还是责任追究问题。中央党校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授对此评论说，失职官员无论是主动辞职还是被免职，都体现了我们的政府必须对人民负责。像三鹿牌婴幼儿配方奶粉等重大安全事故，本身就不应该发生。地方政府只关注经济高速发展，只盯着GDP每年保持两位数增长。一些大企业可以为当地经济带来很多好处，如税收、政绩。如果说，这样的高纳税与政绩是建立在违法侵权的基础上，那么，当地政府就存在执法监督的失职，甚至存在对犯罪行为的放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