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渡式领袖”

　　毛泽东逝世后，华国锋接手了三股势力并存的权力架构。在元老派依然靠边站的情况下，华国锋遭到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的挑战。此时的华国锋，表现了惊人的沉着。他把目光转向元老派，谋求支持。

　　1976年9月10日下午，即毛泽东逝世第二天，他与李先念密谈，指“四人帮”正在猖狂活动，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急不可待，并请李先念与老帅叶剑英等人“交流看法、沟通思想”，谋求对策。至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在叶剑英、李先念等人支持协助下采取行动，由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党委第一书记汪东兴出面逮捕“四人帮”成员及其支持者，终于正式结束为期十年的“文化大革命”。随后，华国锋接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成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

　　华国锋粉碎“四人帮”的举动，深得民心、党心，元老派对其刮目相看。那些日子里，在各种各样的公开场所，老帅叶剑英以保驾护航的身份，挺立在华国锋身后。而受毛时代对个人崇拜的狂热的影响，华国锋也自觉或不自觉接受全党和全国人民近乎疯狂的个人崇拜。他的标准像挂满神州，《我们的华政委》《交城的山交城的水》等颂歌响彻云霄，一个新的造神运动把他推到了神坛之上。

　　狂热过后怎么办？华国锋非常明白，他接手的国家已是风雨飘摇面临崩溃的危局。在这种危局面前，这位既拥护“文革”又有务实精神的“英明领袖”，意识到只有经济搞上去，才能扭转危局。他提出“抓纲治国”的口号，虽没有摆脱“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体系，但他把重点已放在后面的“治国”上是确实无疑的。他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描绘出一系列经济发展的宏伟蓝图。但是，这种勾画，仍然秉承的是毛泽东晚年的模式，不少经济指标不切实际，大规模地进口外国设备更是不顾国力，以至于被后来的史学家们称之为“洋跃进”。

　　从政治走向上来看，华国锋更不可能摆脱毛时代的模式与影响。相反，出于对毛泽东的忠诚，出于对自己权位的保护，他提出了“两个凡是”的治国理念：“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并继续高举“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旗帜。显然，这种选择不能解决中国当时急待解决的问题，因而违背了时代的需要。

　　“两个凡是”遭到邓小平等中共党内改革派的批判，认为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并引发全国性的真理标准大讨论。邓小平在讨论中占主动地位，并最后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方针赢得支持。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恢复撤职前的一切党政军职务(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1978年11月至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及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两个凡是”被否定，取而代之的是“实事求是”。这次会议，标志着中国正式开启“改革开放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