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

王旭明接受专访

　　“长期以来，处于聚光灯下，风口浪尖，对我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都有很大的影响，现在去出版社，应该比较清静，非常好。

　　有流泪的时候吗？有。有滂沱的时候吗？有。对我最大的鼓励其实就是来自于媒体。

　　如果照本宣科念文件准确但传播效果只有10分，而个性化语言可能不那么准确但传播效果能达到90分，我宁愿选择后者。

　　我是很傻，但我还没有傻到对官场基本运行规则还不了解的地步。选择了这个位置，就不能只讲“官话””

　　一个部委新闻发言人的谢幕，一家有着57年历史的严肃报纸专门为他独立发行了一张彩色专刊，准确地说只是报纸的一面，有报头，对开的两个版，而另一面的两个版则为空白。这在中国新闻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是空前，但我不希望是绝后。” 21日上午，教育部原新闻发言人王旭明手拿着这份仅仅属于他一个人的一张报纸，对早报记者说，“就是中国青年报的社长，也没有这一份报纸。因为仅仅印刷了一张，它就在我手里。”

　　以这样一份报纸，作为他谢幕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的礼物，让王旭明感动不已。王旭明的办公桌上，有些花已经枯萎，而有些花正在怒放。即使是花已枯萎，他也舍不得扔掉——这些花，都是媒体记者为他送行的。

　　这几天，他不断收拾各种资料，包括媒体的报道，这样的大纸箱整整有40个。这些，在他看来，都是要随身带走的宝贝。

　　事实上，即使在采访的过程中，他在教育部大楼927室的办公室电话和他的手机，依然在响个不停。其中，不乏告诉他“不要再接受媒体的采访”的好言相劝。个性化的王旭明其实非常随意，从11：00到13：00，不知不觉已经过了午饭时间，王旭明指着办公室一个纸箱说：“要不，和我一起吃方便面？”

　　23日上午王旭明正式前往语文出版社出任社长一职，在他即将赴任之际，早报记者与他进行了一次对话。

　　早报记者 吴玉蓉 发自北京

　　 调整并非个人问题

　　东方早报：你用“欲哭无泪”来形容你的心情，调动工作是不是有委屈？是不是和你个人言论有关？

　　王旭明：我有委屈吗？我没有委屈啊。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理解“欲哭无泪”的，我的意思是，我的工作还没有做好。我确实特别留恋，特别热爱这个工作。按理说，离开时我应该哭。但我欲哭无泪，因为要离开接受新的工作，失落难免。但热爱和永远干这个工作还不一样，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再说了，我的职位还上升了，有人说是明升暗降，我不同意。

　　东方早报：什么时候通知你要调动的？你又如何接受的？

　　王旭明：三周前的周五，当时领导来征求我的意见。经过周六、周日两天的考虑，到了周一，我就愉快地服从了组织的决定。

　　虽然不舍得离开，但作为党的人，应该服从组织的安排。我是理想人，也是世俗人，毕竟现在还提了一级。

　　东方早报：你当新闻发言人这5年来，一直都是焦点，新的工作可能不会再是焦点，能适应吗？

　　王旭明：长期以来，处于聚光灯下，风口浪尖，对我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都有很大的影响，现在去出版社，应该比较清静，非常好。不管适应还是不适应，我都要作出调整。最完美的人，是人在临死前的状态，因为作为个人，他已经历了最多。我希望我感受尽可能的感受，经历尽可能的经历，争取完美状态。

　　 最大的鼓励来自媒体

　　东方早报：你对这个工作是留恋的，看看你桌上的鲜花和已经枯萎的花，也可以看出媒体对你也是不舍的。这几天流过泪吗？

　　王旭明：有流泪的时候吗？有。有滂沱的时候吗？有。对我最大的鼓励其实就是来自于媒体。我是不轻易流泪的，平时非常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尤其是在公众面前。

　　但那天是流泪最多的一天。那天中青报组织了50多位记者，有的甚至是只见过一面的记者，由他们社长带队，给我开了一个欢送会。他们社长还亲自颁发了聘任我为高级顾问的聘书。7月18日，这张只有一面的报纸，他们只印了一张。他们在这上面写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话，比如：“本报沉痛宣告：我们的朋友王旭明今天正式离任教育部新闻发言人。”

　　东方早报：你觉得媒体对你的这种偏好是源于你个人还是源于你的工作？

　　王旭明：两者都有吧。上周五就是大家都知道我离任的那天，白岩松给我打电话，说要隆重为我送行。

　　当天我参加了5场活动，收到150多条短信，我逐一进行了回复。说实话我已经非常累了，见面的时候非常疲惫，还要做一期节目。当天，白岩松用这样四个字来评价，说我是“用心做事”，我非常赞同这种说法。

　　在中国，要“用心做事”尤为可贵，如果每个人都是“用心做事”，我们这个国家将会变得多么美好。

　　个性说法未受领导批评

　　东方早报：有人说你在这个位置5年，已经是个奇迹。您自己认为呢？

　　王旭明：我5年多新闻发言人的经历，明显地感受到，大话空话没多少意义，我喜欢说实话。政府有很多好政策，很多淹没在会议中、文件中。我的切身感受是要让它们从会议中、从文件中走出来。好的东西怎么说？不仅是新闻联播，不仅是人民日报头条。

　　我们可以有多种表达形式，这五年多来我做过很多尝试，从开始的新闻发布会，到后来做节目，网站做客，把发布会开到田间地头等10多种，是我们不断琢磨的结果。

　　我一直在说，立场是政府的，语言是自己的。这10个字听上去非常简单，但实践起来非常难，而最大的阻力则来自于自我。我曾经说过，我是很傻，但我还没有傻到对官场基本运行规则还不了解的地步。但是选择了这个位置，就不能只讲“官话”，要不然就不要做这种选择。

　　比如对于大家非常熟悉的“大学生养猪论”，我说“大学生养猪，媒体不必哗然”。我的意思是希望大学生转变就业观念，从党中央到教育部里，这方面的文件很多，但换了一种表达加强了传播效果，就是用了有个性的语言，但实质是与政策一致的。当然也有网友并不能理解这样的一种比喻，有的网友说“你先养猪去”，这我也只能苦笑了。

　　选择照本宣科念文件还是用自己个性化的语言来表达？如果说前者的准确但传播效果只有10分，而后者可能不那么准确但传播效果能达到90分，我宁愿选择后者。

　　当然，在这个位置上，如果不是领导的支持，部长的支持，我可能两年都干不下来。我很热爱这个工作，这几天我接受了很多媒体的采访，就是想最后再做点努力，希望这个制度往前再推进一步。这个制度太好了。有人说，你们定时定点新闻发布会，太僵化，不灵活，没有内容就不要开了。我不同意，如果没有这种制度保证，没有一定形式，这两年我们的26场新闻发布会，可能有20场都不用开了。

　　东方早报：教育部长会不会就你某次个性表达而说过你？家人有没有对你说过“少说点”之类的话？

　　王旭明：上级领导没有说过。倒是有很多朋友，很好的朋友说过，说不要再说了，我80岁的父母也为我担忧。但我只是默默地听着，也不反驳，我由衷感谢。

　　发言人不能只讲“官话”

　　东方早报：你是不是觉得新闻发言人应该少说“官话”？

　　王旭明：新闻发言人不能只讲“官话”。应该多说与公众更贴近的话。我们的新闻发言人很多是从平级官员中选拔的。说“官话”可能多些。我希望，我国政府官员在若干素养中加上一条新闻素养，建议以后公务员考试里增加这方面的内容。

　　我觉得任何一个官员都应该直面媒体，该见的时候不见，该说的时候不说，这不应成为常态。官员应该学会与媒体打交道。

　　离开新闻发言人的岗位，我最大的希望就是各级政府强力推进新闻发言人制度，保质保量实施新闻发言人制度。

　　东方早报：在你的心目中，一个优秀的新闻发言人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王旭明：一个新闻官，最重要的能力，是本部门的沟通、组织策划与协调能力，得“学会说话”。这四个简单的字，要做到太难了。对内，包括对上司、对下属、对部门其他人；对外，包括对媒体，对其他部门，“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是高级交流技艺。不仅要懂政治、懂政策，还要懂新闻学、传播学、公共关系学等基本知识。只知道政治和政策，绝对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发言人。

　　陆游在回答他儿子想学诗时说：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我现在可以说，若想当好发言人，功夫在发言人之外。

　　东方早报：你觉得这样的要求高吗？

　　王旭明：不高，这是最基本的。

　　东方早报：您觉得除了您之外，还有哪些比较出色的新闻发言人？

　　王旭明：我可不能这么说自己，这么一说我接的拍砖就会更多了。国内优秀新闻发言人不少，但我国目前的新闻发言人的确还有很大提高空间。

　　东方早报：你有哪些经验可以对你的继任者或者其他的发言人介绍？

　　王旭明：寄希望于未来发言人好运，能够更胜我一筹，希望未来的发言人和公众的语言再接近一些，不再像我一样受关注。

　　受《实话实说》启发做主持

　　东方早报：当《问教》主持人，基于一种什么样的想法？

　　王旭明：我觉得中国电视节目最大的问题在于，政府的政策没有转化成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态。我从崔永元的《实话实说》得到启发，如果以这样一种形式把政府的教育政策告诉给公众，传播效果应该比较好。2007年第三季度开始琢磨这个事，后来得到部领导的支持。虽然每一期都有很多事要做，但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也许会有社会偏见说，王旭明你现在还想干什么，但我就是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把好政策传播给更多的公众。如果说，我以前是职业的教育政策宣传员，今后我愿做教育政策的业余宣传员。

　　东方早报：上周日晚播出的第一期《问教》，你对自己的表现打多少分？

　　王旭明：谦虚一点60分，自恋一点80分。毕竟自己以前没有做过主持人。

　　东方早报：已经录制5期了，有没有观点交锋非常激烈的时候？

　　王旭明：有。每次嘉宾有制定政策的官员，有公众代表四五名，还有观众代表，因为不是直播，会有辩论，会比较激烈。当主持人，我喜欢挑战和刺激，就像我当新闻发言人喜欢尖锐的提问一样。我很享受这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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