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孙春龙/昆明

“你绑了吗？”这句让外人难以意会的话语，已经成为昆明官场2008年最为流行的一句问候语。

2月16日，《昆明日报》用四个整版公布了从市委书记、市长到五区、一市、八县及市直各部门党政领导班子成员的联系电话，同时详细刊登了各位领导的职务分工情况。这一在坊间引起了巨大反响的举动，同样触动了整个昆明官场的神经。

“我办公室的固定电话已经和手机进行了绑定，固定电话没人接听时，会转移到我的手机上，全天候接听开电。”昆明日报社党委书记、总编辑孙学敏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

而这一举措，也让其始作俑者——仇和，再一次以一个强势的姿态出现在公众视野。2007年12月28日，仇和从江苏省副省长的位子上调任昆明市委书记。

公布电话

对于将自己的电话公布于众，孙学敏称并没有太大的压力，“我们的报尾就长期公布着报社各部门的20多个电话，只有和老百姓联系紧密了，才能办出一份大众喜欢的媒体。”

孙学敏坦言，公布官员电话对于加强官民之间的沟通和联系意义重大，“媒体是大众传媒，政府也是人民的政府。”

据了解，公布官员电话缘于一件很小的事情。仇和到任昆明不久后，有一次找一位下属，打办公室电话无人接听，他又打电话到行政办公室，行政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称领导早就下班了。工作人员得知是市委书记的电话时，立即联系了这位领导的司机，但司机也不知道领导去了哪里。

“领导是为群众办事的，群众找都找不到你，你怎么为群众办事？”2月14日，仇和在全市的软环境建设大会上向全体人员发问。

第二天晚上，孙学敏拿到了全市副处级以上干部的分工及电话，做过多年媒体工作的孙学敏深知这绝对是一个爆炸性的新闻，“我连夜召集大家开会研究，甚至连版式都做了交待，要确保报纸折叠后不会伤及到电话号码。”

孙学敏用“昆明纸贵”形容了第二天报纸上市后的反响，“好多人打电话给我要报纸，说是要收藏，当天晚上我们又加印了四万份。”

电话公布后，昆明市卫生局局长许勇刚每天接到的电话多了七、八个，“医疗纠纷比较多一些，虽然都是一些琐碎的个案，但作为局长，这也是我应该关注和监督解决的事情。”

昆明官员的电话公布后，有评论认为，最该公布的应该是人大代表的电话，“人大代表必须直接对选民负责”。这则评论发表后不久的2月27日，《昆明日报》立即公布了438名人大代表的联系电话。3月4日，《昆明日报》又公布了政协委员的电话。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在中午休息时间试着拨打了昆明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的电话，响了一声之后很快有人接听电话，对方很客气地说部长去省里开会了，有什么事情他们可以负责转达。

昆明市政府的一位官员称，电话公布后，相当多的人还是有压力，“一下子被置身于公众面前，监督的人多了，谁也不敢怠慢，生怕被‘杀一儆百’。”这位官员称，其实在以前，市政府也印发有全市主要领导干部通讯录，但这个通讯录被当做“秘密资料”，只在很小的范围内发行，“现在这个资料被公开了，有些人一时还适应不了。”

难以对接

蒋文辉则被认为是被“杀一儆百”的第一人。

2月20日，在昆明市招商引资与开发区发展专题讲座上，坐在第一排正在打瞌睡的呈贡县投资促进局副局长蒋文辉被仇和叫醒，“第一排，在睡觉的，你是哪个单位的？站起来！”

一名参加会议的领导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当时蒋文辉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书记又很严肃地问他是哪个单位的，他紧张得不得了。”

“书记一批评，再也没人敢打瞌睡了。”上述人士称，其实在那天的会议上，在后排睡觉的人还有好几个，“现在基层的干部工作都很累，加之会议又多，开会时缓一下神在以前并不认为是什么大事。”

蒋文辉被书记点名批评后，呈贡县很快对其做出处理：同意蒋文辉辞去县投资促进局副局长职务；同时，呈贡县投资促进局局长王亚华向大会作书面检查，并通过呈贡电视台向全县播出。

蒋文辉因开会打瞌睡而丢官一事再次将仇和推向风口浪尖。有人在为当地大力整理官场作风叫好的同时，也质疑这种不问青红皂白的作法是否有些矫枉过正。当地多位熟悉蒋文辉的人均称，蒋是一个老实人，他那天感冒了，开会前刚吃了药。

昆明的个别官员也有牢骚，一位官员在谈到此事时语气中略带调侃地说，“以后开会坚决不能打瞌睡。”

有媒体评论认为，《公务员法》规定，担任领导职务的公务员，只有在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社会影响，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领导责任时，才应当引咎辞去领导职务。如果只是因“被领导点名”而迅速被接受请辞，长官意志在此事件中所起到的作用及其放大效应，就更令人思量。

因为舆论的影响，蒋文辉事件由最初的被“问责”的典型，迅速成了一个“敏感”的事件，《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曾试图采访此事，但被当事各方婉拒。

据了解，在事后不久，仇和曾在一次全体干部大会上谈到此事，称将蒋文辉处理“并不是我的本意”，并没有进一步的“指示”和“授意”。

在2008年的全国“两会”上，这一事件再次被放大，一位全国政协委员直言，“因打瞌睡被辞，有违法治精神。……官员可以有个性，但是个性必须限制在一定的‘共性’范围里。”

面对各方持续不断的质疑，仇和不得不向再次回应此事，“今后我会更加注意自己的表达方式。”

“这件事情对仇和造成了一些被动，也反应出昆明一些干部的思维还和仇和难以对接，唯上级论，不能正确理解和客观对待上级领导的意图，这是官场目前存在的一种通病，上面说‘一’，下面就执行‘二’，似乎这样就是工作得力的表现。”昆明官场的一位人士评价说，“ 针对这件事情来说，说得不好听一些，就是拍马屁拍到了蹄子上。”

“唯上级论”

同样的“唯上级论”的事情发生了已经不止一起。

仇和上任伊始的2007年12月30日，在去富民县调研时，当地安排的午饭上了17道菜和一份面点，结果吃剩了不少。仇和在饭桌了随口说，如果每一盘菜都放一双公筷、一把公勺，这样将剩菜打包回去，也显得卫生。如果工作忙无法打包，也可留给餐厅服务员们享用。而用私筷，无法打包的剩菜只能被倒掉，十分可惜。

随后，富民县立即召开全县干部动员大会，就“培育文明就餐新风尚”具体部署，同时富民县政府发布2008年第一号“培育文明就餐新风尚”的文件，规定“我县公务员在县境内餐饮服务机构就餐时，必须实行同桌自助餐”，富民县委书记还担任此项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全国的一号文件都是讲‘三农’问题，富民县的一号文件是讲‘吃饭’问题，这让大家一片哗然。”昆明市的一位官员称。据其介绍，在2008年昆明的政协会闭幕式上，仇和再次谈到了此事，“我们坐着轿车，办公室里冬暖夏凉，是否想到我们的好多老百姓还没有脱贫，还住着茅草屋，那天上了那么多菜，这是浪费。”

“那天书记很生气，说他只是提了一个建议，富民县就发了一个文件，不妥。”上述官员说，“能感觉到，书记是很务实地做一些事情，但有些领导在执行中就变了味，让人感觉似乎是在作秀。”

几乎和此同时发生的一件事情也让仇和感觉到了“不妥”。

仇和任职昆明后，昆明所辖的官渡区立即派出八名同志到仇和曾任职的江苏宿迁进行了四天的考察学习，随后，考察回来的同志给全区的领导干部做了“宿迁经验”的专题讲座。同时，官渡区的领导表态，讲座只是吹响学宿迁的前奏曲，全区正科以上干部将组成庞大的考察团到宿迁学习。

但这个庞大的考察团迅速被仇和叫停。

“那时候仇和刚来，好多区县都有到宿迁考察学习的计划，让人觉得谁不去好像就是不拥护新领导。”昆明市的一位官员称。

而最新发生的一件事情同样耐人寻味。在昆明市官员的电话公布之后，昆明所辖的各区县也纷纷呼应此政策，公布区县副科级以上领导的电话，有的领导直接上电视公开承诺，有的连同手机一起公布。

不像以前那么激进了

昆明基层官员去宿迁学习的风潮被叫停后，宿迁市的教育局局长、招商局局长等核心部门的领导被邀请到昆明来讲课。

“这样做，即让昆明的官员学习和体会到了仇书记在宿迁的许多经验，也节约了很大的成本，在外界也不会造成负面的影响，体现出仇书记的务实及执政的智慧。”昆明当地的一位官员说。

这位官员称，外界一直认为仇和是在复制宿迁模式，其实并不完全是这样，“大家觉得仇和一意孤行，其实他也有很多变通的时候，也不像以前那么激进了。”

“以前他担任江苏沐阳县委书记时，连手机号码都向外界公布了，这次他也只公布了办公电话。”上述官员举例说，“另外还有好多，比如以前宿迁进行教育和医疗改革时，是卖医院卖学校，引起了好多争议，现在在昆明进行的改革，只是在保留原有公立医院和学校的基础上，大力发展民营医院和学校。”

“还有招商，以前宿迁的招商连老师都有任务，现在是以各单位为主体，成立了35个招商分局。”上述官员补充说。

不过，此举依然遭到了不少的批评，北大教授姚洋表示，“如果一个政府把注意力全放在经济增长上，他的行为一定要扭曲。你看仇和到昆明市去当市委书记，他下的指标是每个局都必须去招商引资，你可以想像，民政局也去招商引资，教育局也招商引资，环保局也招商引资，我就在想，昆明是最后一块净土，如果仇和在那儿干五年，估计滇池也完蛋了。”

昆明市官方显然是注意到了这一批评。在3月25日召开的全市招商引资与环境保护工作情况通报会上，副市长李文荣表示，将会注重招商引资质量，杜绝引进环境污染项目，“任何有污染的引资项目都要为滇池治理让路。”

其实一些官员也向《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坦言，仇和有“铁腕”的一面，也有“柔情”的一面。身为当地媒体负责人的孙学敏就觉得仇和其实很“开明”，“他多次在常委会上讲，要善待和善用媒体，要正确看待媒体报道中的一些偏差，他说媒体的出发点都是没有恶意的，要理解和支持媒体。”

一件很具体的事件让孙学敏很感动，在有关仇和到寻甸县调研的一篇报道中，将寻甸称为老区，“严格地说，寻甸并不是老区，报道出错了，给书记也造成一些被动，我当时很担心，但结果他并没有批评，只是说稿子不要上网了。”

担心是有道理的，孙主管的《都市时报》在2007年初曾报道了当地某县用油漆涂荒山搞绿化的一则批评报道，最后在一次人数众多的大会上，一位领导大骂报纸42分钟。

“以前我经常让大家要忍辱负重，现在感觉工作很愉快。”孙学敏说。

“能不能再快一点”

同样因为仇和的到来感觉到“很愉快”的还有昆明市教育局副局长姚宏。姚宏也被认为是“改革派”，早在2006年初，深感昆明教育发展滞后的姚宏通过百度搜索，发现宿迁的教育改革非常成功。当年5月，姚宏带队到宿迁进行了现场学习，但学习归来后，姚宏感慨“昆明学不会”。

“学不会”的原因在于昆明大部分领导干部的观念比起宿迁来还落后很多，“教育改革牵扯到许多部门，但我们一贯的思维是不能突破现有的条条框框，喜欢按文件来办事。”

这次考察最终没有对昆明的教育发展带来任何实质性的改变。直到仇和到昆明的消息传开会，姚宏兴奋地认为“春天来了”。

“春天”的确离姚宏的预期越来越近。2008年1月，昆明市委、市政府要求市教育局，借鉴宿迁经验，结合昆明实际，拟定昆明市大力发展民办教育的草案。市教育局将此项工作交由姚宏牵头。

“这次改革力度很大，真正提出了民办教育和公办教育享受同等待遇的问题，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民办教育优先发展的主导思想。”姚宏激动地向《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透露说，“我一年多前考察的东西全用上了。”

更让姚宏感到激动的是，一些人已经意识到了这份文件对昆明教育事业的推动作用，“文件还没有出台，已经有人听到了风声，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对投资昆明的民办教育感兴趣。”

一个很具体的事情是，在2月26日，昆明市教育局刚刚和一家企业签订了在呈贡新区建一所中学的协议，“这个中学的招商已经在网上挂了两年无人问津，现在是两天时间就谈定了。”

姚宏还兼任着教育系统的招商分局局长，有三个亿的招商任务，“还没有出门，就完成了一个亿，看样子完成任务问题不大。”

同样身处改革浪尖的卫生系统也受到大众的关注和期待。“仇书记对卫生系统的改革思路非常清楚，这次改革是超常规和跨越式的。”昆明市卫生局局长许勇刚说。

其实这种“超常规”的事例在仇和到来后已不鲜见。在调研中，他明确要求把公交车出行分担率35%的2020年规划，提前10年完成，“想得到的不一定办到，但想不到的永远办不到，看准的事情，砸锅卖铁也要做！”

在得知市民办一个户口最长需要25天时，仇和反问，“能不能再快一点？”一位曾多次跟随仇和调研的媒体记者说，“能不能再快一点”这句话，在仇和的调研中经常被提及。

“一次跨两个台阶”

“能不能再快一点”，让越来越多的官员感到了压力。“昆明人的性格本来就是慢吞吞的，一时还跟不上仇书记的节奏。”当地的一位官员称，“甚至连说话的节奏都不一样，仇书记爱用排比句。”

另一位官员感觉跟不上节奏的是，“仇书记来了之后要求无纸化办公，以前开会时先发一大堆文件，现在是直接把文件传到电脑上，可我年龄大了，电脑一时半会还学不会。”

不仅是官员，一些普通的工作人员也感觉到了压力，“经常加班，以前工作干不好就不干了，现在可能就要走人。”

压力来自于各方面。2008年初，昆明开始首次面向全国公选100名优秀人才到县（市）区担任助理（正科级）职务，并作为县级后备干部培养锻炼。

另外，昆明市还建立了“领导干部培训日”制度，每月至少安排四个半天或两个整天的时间，对领导干部进行集中培训。“举办领导干部培训日的目的是大力度推进解放思想。”主持第一讲的仇和在开讲之初便开宗明义。坊间认为这是“洗脑”，也有人认为这是“地毯式的观念轰炸”。

而昆明的老百姓，也感觉到了仇和所带来的新风气。西南林学院的杨老师称，“最近上街明显感觉安全了许多，每个十字路口都有巡逻的警察。”坊间传言，这个新变化来自于仇和的一次暗访。据称仇和有一天试拨110报警电话，但响了好长时间无人接听，随后仇和坐出租车来到报警中心，发现那里的值班人员正在睡觉。之后，仇和下命令，每个派出所最多只能留三个人值班，其余的人全部上街值勤。

其实在仇和到任昆明之前，这个位于西部的地方出台的一此新政已频频引起外界注意。

2007年6月，云南省政府用五万元重金向社会广泛征集并受理群众诤言。随后新一届云南省政府领导上任伊始，即推出两项“舆论监督新规”：一是将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纳入对行政首长进行“问责”的依据之一；二是在新修订的《云南省人民政府工作规则》中，新增“省政府及各部门要接受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的规定。而因舆论监督被问责的第一人已经出现。

“在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下，政治改革已到了总动员的时候，而不是仍然由个别官员来被动推进。”当地官方的一位人士称。

在2008年的“两会”上，昆明市市长张祖林在被记者问到对仇和的评价时，张称：非常开明、开放的思想和理念，还有非常高的效率。昆明人，包括我在内，虽然我没有在昆明市工作过，但是在昆明市生活多年，在云南也生活多年，确实是西部的干部，特别是昆明的干部有时有点儿像昆明的天气，温柔或者是有一点温吞。

这一点，昆明的众多干部均有相同的感受。昆明日报社党委书记、总编辑孙学敏注意到一个细节，“仇和上楼一次跨两个台阶，我们陪同调研的要小跑才能跟得上。” (本文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作者：孙春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