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杨伟光，他曾是中国国家电视台的掌舵者，在他任内出现了中国电视新闻的黄金时代。他曾是舆论监督的倡导者，也是风险新闻的审查者。他推行央视历史上最重要的新闻改革，也因此承受不可言说的压力。近日他打开话匣子，透露出央视新闻改革的内幕。

　　杨伟光，1991年任中央电视台台长。1994年任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现为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主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组长，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导师。　　cfp/图

　　前台长解密央视幕后 《实话实说》为何停播一月？

　　■高端访谈

　　他曾是中国国家电视台的掌舵者，在他任内出现了中国电视新闻的黄金时代。 他曾是舆论监督的倡导者，也是风险新闻的审查者。他推行央视历史上最重要的新闻改革，也因此承受不可言说的压力。现在，他是一位轻松安然的古稀老人。

　　当台长：“人家服气不服气？”

　　记者：您当年是怎么到中央电视台的？

　　杨伟光：我中国人民大学毕业以后，到中央广播电台当编辑、记者、部主任，然后到副台长，主管新闻。1985年7月份，广电部副部长找我，说决定你到中央电视台管新闻。我说我对广播已经很熟了，但我对电视得重新学习。我说我的同学就在中央电视台，他们还没当副台长，就担心从广播里调一个人去，人家服气不服气。上级意思就是电视现在正在发展，很需要人，你还是过去吧。我这个人是党员，从来不讲价钱，他说过去就过去了。

　　记者：您刚到电视台做了些什么？

　　杨伟光：我们很小心，过来以后不能随便乱讲话。两个月后写了改进电视新闻的报告。一个就是要贯彻新、快、广泛性，那时候新闻太慢，下午三点一些活动结束以后记者不回台里，回家了。我说应该活动结束了回来编当天的新闻，他们说没关系，广播就是声音，就是文字，我第二天播出是有形象的，还是有人看。我说如果你有声音又有图象，比别人先播出不是更好？为什么要等第二天？1992年，实际是电视新闻逐步按规律有所突破，但是还不算深度改革，真正的改革是从1993年开始的。

　　1993年前的新闻突破：“彭真你是改革派，对此有何评论？”

　　记者：那1993年之前中央电视台做了哪些突破的事情？

　　杨伟光：从1985年到1992年，新闻改革上有一些亮点，当时全社会影响很大。第一个是关于美国的挑战者号升空爆炸。按照我们以往编排，都是先国内后国外，这是一个规律，领导的位置放在前头，现在还是这样。但当时拿到这个新闻以后，编了六分钟，怎么放？各种意见都有，最后我们决定就放头条，而且六分钟，后面是李鹏表示悼念。当时觉得试一试，看看反映怎么样。结果社会上反响强烈，也有说这个国外事件怎么放前头？但是整个新闻界认为干得好，领导也认为可以。有些人说这是中央台新闻改革一个很重要的标志。

　　记者：为什么后来很少见到《新闻联播》这样编排？

　　杨伟光:后来也有，但是没有那么轰动。

　　记者：还有什么轰动的事呢？

　　杨伟光:再就是1987年3月份，六届人大五次会议，当时正是反自由化，国际上认为中国倒退，当时中央领导决定，利用这个会议解疑释惑，所以安排了八次座谈会，中宣部副部长是报道组副组长，说杨伟光你看看怎么办？我们就提了一个方案，把八次座谈会现场录制剪辑播出，那是很大胆的。当然马副部长（编者注：马庆雄，时任广电部副部长）通过了，艾部长通过了，然后拿到人大，人大激烈地争论，说那怎么行？实况剪辑播出，不得了。我说对领导同志现场的回答内容，加以整理，修理，然后领导看，第二天发。那跟以前的情况不一样了。国内可以不让人知道，但是外国人最尖锐的问题人家广播会放头条。那次有些问题是非常尖锐的。比如说一些记者问彭真，中国分改革派和保守派，彭真你是改革派，对此有何评论？

　　记者：这个当时也播出了么？

　　杨伟光:播出了。主要是他回答得挺好。都是很尖锐的问题。

　　《焦点访谈》：“中南海开了一次座谈会”

　　记者：为什么说电视新闻改革是从1993年真正开始？

　　杨伟光:1992年底，那时候中宣部丁关根同志主持工作，有一天新闻局的局长到我办公室，他说现在中央领导要求抓一些热点问题，重大的热点问题，要群众去发表意见，然后通过这样的方式平衡心态。对热点问题，我们过去有《观察与思考》，属于揭示问题的，《观察与思考》几起几落，形势好的时候大家自由一点，出来反映情况，稍微紧张一点就挨批。1989年的时候就是挨批阶段，不敢谈问题了。到1992年底我想这些热点问题很难，如果这次是中央的一个决策的话，光这么说不行，你应该有正式的文件，下达给所有的新闻界，我是根据你的来做。结果1993年春天中宣部发了报告，里面把这个写到了。

　　记者：《东方时空》是在这个时候搞起来的么？

　　杨伟光:对。他们先录了一个叫《新太阳》的节目。我说你们的“新太阳”不好，老太阳是毛泽东，你是不是要否定毛泽东？我说不行。孙玉胜非常坚持，说这个好，说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当然也有道理，但是我说有这么多人，不一定按你的思路走，大多会按照政治的观念走，最后我说如果出了毛病，人家是不会找你的，肯定找我。后来提出一个“东方时空”，我说就这个吧。当时为什么说《东方时空》不能在黄金时间播出？因为早上看电视的人少，即使有问题也影响不大。

　　记者：一年以后又有了《焦点访谈》，观众们在那个时期感到了一种新气象。

　　杨伟光:那时候我们《新闻联播》后面有个15分钟的专栏节目，是好几个部门做的，社教、军事什么的，时好时坏，收视率很低，广告也没有多少。我说我们现在是不是把热点节目放在《新闻联播》后面？后来就是《焦点访谈》。

　　记者：《焦点访谈》出来后内部反应如何？

　　杨伟光:出来以后不断有些小毛病，后来在中南海开了一次座谈会，对怎么办好《焦点访谈》进行总结。第一，必须实事求是，是真的不是假的；第二要与人为善，报道这个东西不是出难题，是解决问题；第三个要连续报道，你既然揭露这个问题，人家不理你，这样社会效果不好，尽可能有结果；第四个，对一个地方不要过分集中，一个礼拜搞两三个，受不了；第五个，中央开会的时候，节目不要点哪个人的名，这个很重要。如果那天点他，那是很难过，特别怕领导同志第二天讲话的时候说，昨天《焦点访谈》什么什么，那样不好。

　　《新闻调查》：“说明那50%的选题和分析的角度肯定有毛病”

　　记者：看起来当初《焦点访谈》的路子还是对的，而且一直走到今天。

　　杨伟光:《焦点访谈》出来以后，很轰动，领导群众都关心。到了1996年，我想我们还是没有一个深度的评论性的节目，要有像美国《新闻60分钟》这样的节目，这样才算改革差不多了。后来《新闻调查》方案就这么定了，然后开始操作。

　　记者：《新闻调查》节目曾经非常受欢迎，但现在也面临尴尬，有些老百姓最关心的社会问题，可现在舆论监督节目的成活率只有50％，这对《新闻调查》来说成本特别高，风险特别大。

　　杨伟光:这看你分析得好不好。我的体会，而且我认为很多问题不在于能不能来讲，而在于你怎么样讲。真正不能出题的很少，那是你把握不好。你们现在能有50％，毕竟还是50％，说明你那个50%的选题和分析的角度肯定有毛病，如果解决了这个问题，可能奔着80%、90%。

　　记者：1990年代前期的时候，那时《焦点访谈》的舆论监督报道比例达到三分之二以上，现在退得厉害，《新闻调查》也退得厉害，时代发展了，舆论监督反倒越弱了么？

　　杨伟光:当时抓社会问题，因为《新闻调查》一个礼拜才一次，矛头指向性不一定是哪个领导哪个单位，确实是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焦点”有时候也是，做一点社会问题。现在有的省委书记、省长就怕查出来什么问题，影响他们再升官，影响他们的官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