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财长面临着怎样的挑战？考虑到他的个性，他在国税总局的行事风格，以及他在金融专业方面的背景，他将走出怎样的格局？

　　叶檀

　　谢旭人，1947年生，大专学历。在文凭商业化时代，以谢旭人职位之高，完全可以让自己的学历花团锦簇，但他没有。这是一个从基层上来的务实派官员的作风，他因为清廉、踏实、有大局观而获好评。

　　谢旭人不是学者型官员，也不愿抛头露面，据说只参加每年一度的中国财税论坛，因此他并没有多少让人记忆深刻的话语，以他名字命名的就是他担任国家税务总局局长不到一年，在2003年11月的中国财税论坛上，抛出可以视作他的工作纲领的七条税改意见，人称“谢七条”。

　　从谢旭人的经历看，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财税专家，与他成长的年代一起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蜕变，也经历了十年一次的税务大变革，从1994年分税制改革，到2003年税务体制改革，谢旭人都参与其中。但此类高官，谢旭人恐怕会是最后一人，新一代官员的成长背景、教育背景将与他有很大不同，直白地说，此后的谢旭人们不可能有他这样的幸运，成为这个最大新兴经济体的最高税务官与财长。

　　这位新晋财长，面临的是深化公共财政体制改革的重任，这与税收的结构性改革一样，都是异常艰巨的任务。

　　最大的功绩是创收

　　事实上，在谢旭人2003年担任国家税务总局局长以前，人们对他在 财政部、农业发展银行、国家经贸委等任职经历并无特殊印象，这亦属常态，他既无可能在这些任上以一司之职或者行长之职做出惊人业绩，也无王雪冰式的惊天大案，震惊业界的农发行总行案案发虽在谢行长任上，因其清廉而未受波及。

　　但在担任税务总局局长后，谢旭人却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

　　这不仅因为位高权重，更因为时值税改大关，种种税制改革涉及到深层次的利益分配，波及到所有民众的利益，不能不引起社会广泛争议，举凡 个人所得税调整、迟迟难以推出的 燃油税与物业税等，聚集了分配与激励过程的所有矛盾，也涉及到成千上万人的就业、以及行业的发展前景，必然成为社会的中心议题。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尽管谢旭人是最大的税务官，是税收改革的一线督战员，但这些争论并未像通常一样，将战火蔓延至这位前线指挥官，也可见这位指挥官之刻意低调。

　　谢旭人最大的功绩、被人屡屡提及，想来上级也十分满意的就是上任之后，税收快速增长，势头之猛烈前所未有。

　　中国的税收总收入占中国财政收入的比重超过95%，而财政收入近几年几乎每年上一个万亿台阶，2003年超过2万亿，2004年中国的财政总收入为2.6万亿元，2005年为3.1万亿元；2006年接近4万亿元，为39343亿元；而2007年前7个月，全国财政收入增长30.3%,增收7280亿元，增收部分已超过1995年全年的财政。不能不说是这位前国税总局局长的最大功绩。

　　将视线转向分税制实行之前，我们就能理解这位国税总局局长为何如此心挂中央财政收入。

　　1992年，全国财政收入3500亿元，其中，中央收入1000亿元，地方收入2500亿元，中央财政支出2000亿元，赤字1000亿元，当年的赤字大部分向银行挂账。1993年3月朱镕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亲兼人民银行行长，以解决通胀、赤字等一连串经济痼疾。也就是在当年，分税制被正式提上议事日程，在经过与各地政府艰难的博弈之后，分税制正式实施。亲身经历了这一重要历史进程的谢旭人不可能对此无动于衷，因此，他出任国家税务总局局长之后，虽然有种种改革措施出台，惟有围绕着征税增税的措施最见成效。

　　他因此成为新中国成立以后征税措施最见成效、对中央财政贡献最大的国税局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谢旭人曾有如下陈述：汽车开得越快越难开，爬山爬得越高越难爬。现在再让税收增长一个百分点难度要比四年前大很多，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现在再增长一个百分点，它代表的成绩也要比以前大，内涵更丰富。可见这位最高税务官须臾不会忘记，他的最大责任是征税。

　　也许这位前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解释最多的就是，税基的扩大、产业结构的调整对于税收收入有正面影响，通过科学化与精细化的技术手段达到税收收入增长的目的，而非胡乱敛财，同时，税务部门的研究者也不时抛出国际税负痛苦指数的自我评价体系，以示税负程度不高。无奈，还是被各方批评不休。

　　有一点是事实，谢旭人是个务实的技术性官员，他不仅时常到基层走访，卸任税务局长之前，今年6月还去了武汉，并且在下基层时不仅轻车简从、深居简出、还会到税务窗口体会一线服务。

　　而谢在税务总局大力推进依法治税、纳税服务，精细化管理及“金税工种”等 信息化建设，对税收增收、征纳和谐，都起到了重要作用。知情人士称，“谢甚至对税务系统后勤工作，都提出了开展科学化、精细化管理的要求，甚至每一个措施具体到每一个细节，都有详细规定，非常具有可操作性。”

　　这些品质实属难得，但对于一个从上至下寄托以税改重托，希望以税收制度既建立起公平的二次分配体系，又对经济带来正面激励的人而言，这样的传统美德还远远不够。

　　作为税改要诀的“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以严征管落实得最为彻底，对征税的检查、杜绝不规范的税收优惠政策、针对土地增值税等的专项整治时有耳闻，其次是宽税基，拓宽征税基础，而简税制与低税率由于牵涉到方方面面的利益，进展迟缓。

　　谢旭人任上能够在历史上留下一笔的税制改革举措是取消了延续数千年的农业税，这标志着中国再也不以农业与农民作为基础税基来养活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另一个成功的改革举措是顺应税负平等要求，统一中外企业所得税，改变了在本国内资反遭歧视的不公平状况。

　　盘点作为前国税总局局长施政纲领的“谢七条”，多数涉及体制性改革的税改只开了一个头，谢旭人打开特定的画册，有待后来者添上重彩。

　　指责这位官员不懂法治税收原则过于苛刻，但显然他不愿意现在就超前实行法治税收，做半夜鸡叫之事，也或者他对此也无能为力。比如 燃油税之事，就涉及起码四五个部委，交通系统职工的就业问题，搞得不好就是地雷阵中的牺牲品。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一位兢兢业业在技术细节上予以改进的税务局长，虽然将依法治税与积极稳妥推进税收体制改革排在发言稿的最前端，但所急之务却是技术改良。这就是改革过渡期历史人物的典型特征，他们敏感地探测到全面改革的土壤尚未成熟，因此宁愿在边缘地带清扫战场，以待后来者推进核心领域的改革。

　　新财长的使命

　　2007年8月30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金人庆的财政部部长职务，任命谢旭人为财政部部长。谢旭人面临更重大的责任与更艰巨的挑战。最根本的挑战来源是，如何将起始于1998年的建立公共财政体系的倡议从理论落实到行动，并形成组织框架。

　　我国目前的财政软约束，预决算随意不透明，各级政府事权财权不清，行政支出过大缺乏有效监管等，最关键的问题就在于，公共财政体制的建立仍未真正启动。我国今年的全年财政增收预算为15%，而前6个月同比增收为30.6%，预算基本流于形式。

　　建立公共财政要点包括，在人大建立公共财政预算委员会，实行实时审核，财政部实行决算硬约束，以减少不必要的支出与冗员，同时，密切关注财政的使用效率，而不是如目前一样只要转移支付、账面上到钱就万事大吉，无视公共财政的使用效率，造成垃圾GDP四溢。

　　在经济过热的情况下，财政部的重要责任还包括如何在税收法治原则下，实行税收紧缩政策或者发行国债的同时，不对经济造成伤害，这考验的是新财长的勇气、对经济的把握、以及在技术上的成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