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安自然条件落后，但是这里有读书的传统。在解放以前，红安稍大一点的村子，都有私塾。只要不是360天天天挨饿，家长都会送孩子读书。在红安籍贯的将军中有“农脚子”，也有上过黄埔军校的。没有文化的将军在战争年代利用空闲也在拼命学习。这后来被人总结成是“为什么很多红安将军后来都成为国家领导人”的原因。

　　将军反哺红安

　　红安县城关口矗立着一块巨型招牌，写着徐向前元帅的题词——“两百个将军同一个故乡。”徐向前元帅是山西五台人，但他的革命生涯却是从鄂豫皖开始的。在肃反中被张国焘杀害的红安女红军程训宣就是他的妻子，徐帅对红安有很深的感情。

　　徐帅如此，红安籍的将军们几乎都尽最大努力帮助过家乡。

　　1981年，时任兰州军区司令员的韩先楚回到家乡红安上新集镇。时值隆冬下雪，他去乡亲家串门，看到屋里黑咕隆咚、冷锅冷灶，人穿的衣服单薄，被子千疮百孔，就立刻让秘书给兰州军区打电话传达一个特殊命令：火速往红安调拨5万件旧军大衣。当秘书询问他这笔钱从哪里出时，韩先楚火了：“没地方出，从我的工资里扣；我死，再扣我儿子的、孙子的！”秘书打完电话，将军心平气和地对他说：“你晓得不？红安在革命战争中死了多少人?1949年解放后统计人数33万，有14万人在战争中牺牲和遇难。红安过去叫黄安，红安的‘红’字是十几万红安人的血。在革命战争年代红安人民把最后一碗水、最后一尺布、最后一双鞋、最小的伢子都奉献了革命，5万件旧军大衣算什么，他们早就有权利过上好日子，我们愧对父老乡亲!”

　　在红安的李先念纪念馆，存放着一封信，是李先念临终前写给铁道部和国家计委有关领导的。这封信的大意是：我们发展经济不要忘记老区，无论从哪个意义讲，铁路线也要把红安挂上。信中说的铁路线就是当时要兴建的京九线铁路。这样一来，就得到了有关部委的大力支持，敲定了这个方案：绕道17.5公里。建成后笔直的京九线在安徽阜阳拐了一个弯，拐进了大别山的腹地，通过了红安境内。这是李先念为红安家乡做的最后一件事：写此信后一个多月，他就逝世了。1995年红安铁路全面动工，但资金不足，这时红安籍将军陈锡联又给铁道部长写了信，并在红安的一份报告上作了批示，问题很快得到解决。1996年中央电视台推出《大京九》大型系列专题片，其中的一集《铁路在这里拐了一个弯》就是指京九线绕道老区。红安人对这个“弯”的喜悦难以言表。这条铁路打破了黄冈地区无铁路的历史，老区经济由此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刘金汉退休前是红安县民政局长，上世纪50年代是红安供销社的采购员，他的任务就是“满天飞”与将军们联系，请他们支援家乡建设，一直被红安的一代又一代县领导当“路条”。他说，红安走出去的将军都和家乡人亲，也为红安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

　　红安籍的很多将军逝世后，其骨灰按其生前的意愿被送回家乡，如韩先楚、秦基伟等，在红安烈士陵园安葬的还有吴焕先、沈泽民、蔡申熙、郑位三等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创建者。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他们愿意魂归故里。

　　老红军及其后人

　　车行红安乡间，过不了多久就会发现路边有一个大牌子，上面是一个将军的大幅照片，写着将军姓名，这是红安县对将军故居的统一提示。 对于1964年授衔前的61位开国将军，红安县由政府出资，基本上都对其故居进行了整葺。

　　在由红安通往华家河镇的一条简易公路上，不到5公里的距离，就有况玉纯、张志勇和涂锡道三个将军的故居。这个镇上共出了9个将军，这在红安还不是最多的。

　　红安籍的将军后人还在红安并住在故居的，只有况玉纯将军之子况小健。

　　况玉纯共有4个儿女，况小健最小，今年50岁，回红安前，况小健在北京铁道部门工作。况小健因为思念家乡,于2004年5月回到红安,居住在当年况玉纯将军的一间破屋里,跟堂弟况绍万在一起吃饭,生活上很简陋,洗澡、上厕所都极其不便。况小健说自己生活简单，每天有点面条和馒头吃就行。“虽然我没有为家乡做出什么贡献,但是我看到这方热土我就很欣慰。”况小健是北京户口,但他不打算再回去，“我的根在红安,我死也要死在红安。”

　　湖北省仅存的10位“在乡退伍红军老战士”中，有3位老红军住在红安县乡村，华家河镇有两位，刘友厚是其中之一。

　　刘于1923年参加革命，他的父亲有兄弟5人，都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罗厚福(红安人，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1975年5月因病在武汉逝世，终年66岁)将军说，“革命不能无后”，于是将自己的堂妹嫁给了他。

　　1946年部队大转移，刘友厚夫妻带着儿子不方便，李先念就动员他们回家乡躲避起来。他们回到红安老家当农民，直到20多年前才确认红军身份。

　　今年89岁的刘友厚孤身一人住在华家河镇大学村一栋平房里，屋里十分简陋，没有衣柜，几个纸壳桶用来装衣服。老人自己烧柴做饭吃，儿子曾想给他买煤气灶，他说不会用。

　　刘老有一双做绣花鞋垫的巧手，也是他的特殊爱好，他平均两天做一双，到处送人。他说，这是红军时期“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留下的好传统。“现在儿孙满堂，我挺知足的。”

　　94岁的老红军周明是红安的媳妇，住在红安县华家河镇邹集村。

　　周老是四川人，1931年参加红军。1945年，在李先念、陈少敏的介绍下，她与原中原部队军官邹顺清结为夫妻。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包围我中原部队，内战一触即发。中央指示保存实力，分散突围。周明怀孕在身，陈少敏大姐劝他们夫妇先回家乡躲避。解放后，邹顺清考虑到妻儿都在乡下，放弃了进城工作。可谁料到，“文革”期间，他们夫妻被打成叛徒，受尽磨难，直到1982年，他们才被确认为老红军。

　　邹顺清去世后，民政部门在城里为周明老人买了房子，但她住不习惯，还是搬到邹集村的儿子家。她的思维有些糊涂了，但胃口很好，每餐能吃一碗排骨、一大碗饭，喝两杯啤酒。

　　去年9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她说最牵挂的是村里的孩子，学校条件不好，没有图书室，孩子们看不到课外书，希望社会上有好心人能帮助建个图书室。经报道后一家武汉的公司发动职工捐资10万元，购置了7500册图书，在山台联校建起了一个标准的图书室。

　　今年周明又对记者说，她此生最后的心愿是为家乡建一座桥。

　　她家就在滠水河边，一条河水阻隔了两岸数万农民的往来。她说，如果国家能建这座桥，她也要带头捐钱。

　　“旅游活县”

　　花园宾馆在红安县委的后面，沿着约100米的深巷前行，右边是古老的直檐建筑，带有明显的徽派风格。墙上的大方砖烧制得十分坚硬，现在方方正正的，每隔几块，就刻着“正堂许”的字样：道光时的黄安知县叫许庚藻，现存的衙门墙面就是他整修的，这也是黄麻起义时起义军主要攻打的目标之一：当时是国民党县府所在地。墙上弹洞斑斑，很多弹洞很大很粗，看得出并非正规兵工厂制造的枪械击发，而是鸟铳之类。现在这个地方已经成了文物局，院里面是个篮球场。

　　花园宾馆四个字是江泽民同志写的，很多中央领导都到过红安并住在这个宾馆。进入普通单间，只有两张床、茶几、椅子和电视。宣传部的新闻科长吴剑介绍，县里马上要引进外商来经营，把宾馆弄得好一些。

　　由于是将军县，在红安各处都能感觉到这种气息。花园宾馆的霓虹灯下面就是一个便利店，主要卖本地的土特产品，所有几乎都冠有“将军”字样：将军地盐脆花生、将军酒。花园宾馆南行是红安县的“王府井”，人来人往很热闹，第一个比较大的酒店名字就叫“红都大酒店”。其他的如将军城小学、将军花园、将军大道、将军广场数不胜数。

　　红安拥有的红色旅游资源很多，在近年这些资源才找到了整合点。2004年8月，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指示，要把红安建成全省最重要的革命传统教育基地。不久，国家发改委等13部委将红安列入100个红色旅游精品景区(点)。“红色旅游是红安的看点和突破点，但形成规模还尚待时日。”红安县旅游局长金庆红如是说。在红安县的有关报表中显示，去年旅游业收入增长20%，这令红安官方很兴奋，他们认为近年“旅游活县”的提法是正确的：“打将军牌、走招商路、建后花园、树新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