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失踪27年后，彭加木依旧能够成为新闻主角，这在越来越善于忘却过去的当代国人中间，堪称奇特。

　　彭加木，完全符合一个好莱坞电影故事的脚本:英雄式的只身寻水开场;神秘失踪，出动军队都无法找到一点蛛丝马迹;而后又有现身美国的传言;持续的寻找，一次一次接近他，但一次一次失望。也许，这才是关于彭加木的新闻受到高度关注的原因?

　　事实上，我们更看重27年来对于彭加木不间断的关注与寻找，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无论出于何种动机。

　　我们历来有重视群体忽视个人的传统。在一场战役中的牺牲者，最终总会变成一个几千几百的冰冷数字。那些名字、那些名字背后的个体，最终总是淡出历史，化作空气。

　　因此，对彭加木不间断的找寻，在某种意义上，就多了几分人文主义的情怀，那便是对个体的尊重与记忆。这让我们看到那些疑似干尸的时候，也少了几分寒意。

　　又一次失望

　　■本刊记者／李梓

　　在彭加木失踪27周年之际、人们又经历了一次对他找寻的高潮以及失望

　　当探险者刘先生和朋友们遇到这具干尸的时候，那个死去的人正仰面躺在沙地上，森森白骨构成了他躯体的一部分。逝者1/3掩埋在沙地中，断裂的手腕旁的手表，腰间的皮带，身上的白色的确良衬衣和蓝裤子，都带有明显的上世纪80年代的特征。

　　尽管理智告诉他们，按照概率学来计算的可能性很小，但每个人的心中仍然不由得浮起一个念头：这是不是彭加木的尸体。

　　1980年6月，彭加木在罗布泊科考途中失踪，尽管中国政府动用了当时条件下的最大搜救力量，也未能找到失踪者的任何一样遗物。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个人的悲剧变成了一个活着的谜，它对人们内心的触动，更甚于罗布泊深处散落在雅丹的古楼兰遗址被发现，或是罗布泊被美国卫星宣布已经干涸。

　　这是2007年的6月2日。探险者并没有动死者身上的任何东西，在拍照后，他们徜徉和研究了一番，走掉了。

　　如果他就是彭加木

　　从罗布泊回来之后，刘先生一直对荒漠深处的那个无名男子遗骸念念不忘。他并不是一个探险新手，此前他已经多次进入罗布泊，并在旅途中发现过多具干尸。

　　死亡在这块神秘之地，并不是什么稀奇事，任何人，不管他的身体多么强壮，探险经验多么丰富，在进入罗布泊后，就会立刻感受到什么叫做死亡的威胁。

　　随着上世纪70年代罗布泊的干涸，除了极少数耐旱的、适应力极强的动物，绝大部分的鸟兽都已经离开这片土地。被称为盐壳的地表，有着石头一样的密度和刀刃般的锋利，普通的车在这样的地表上行驶，车胎支撑不了10分钟。人如果在旅途中跌一跤，可不是跌破皮，而是落地时就会被地面划伤。炎热的气候，复杂的地形，适宜高等生物生存的必要条件在这里是如此匮乏。

　　这片土地的凶险，使它在世界上赫赫有名，许多探险者把它视为人生必须要征服的一段旅程。在征服或是被征服的途中，偶尔遇到散落的干尸并不让人奇怪。业余探险者刘先生，已经在他的旅途中遇到过6具干尸。

　　但是，这个新的发现和他们都不一样。刘先生估计，他的发现地距离彭加木的遇难地并不远。从身材和衣着上判断，不能排除他就是彭加木。6月15日，他找到在新闻界的朋友，要求协助查证这具干尸的身份。

　　这是炒作吗？

　　接到报料的记者先找到了彭加木生前的工作单位中科院新疆分院进行核实，彭加木生前的队友、当时的车队队长王万轩初步判断，根据发现者的描述，这具干尸的五处特征与失踪前的彭加木相似。这些相似之处分别是干尸发现地、身高、上衣、下衣和手表。

　　6月25日，这个消息被媒体公开，成为全国性的轰动新闻，载有这条的消息的报纸，在乌鲁木齐刚上摊就被一抢而空。关于干尸特征的描述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职业探险导游周新伟就是其中一人，他和其他对罗布泊熟悉的探险者，要求加入返回沙漠取证的队伍。“这具干尸所携带的遗物相当完备，这是罗布泊以往报道发现的干尸中东西最完备的一个，既然有那么多的相似性，错过就太可惜了。”

　　而对此事具备权威发言权的中科院新疆分院，并没有表现出太高的热度，反而给探险者浇了一瓢冷水：“过去也有很多人来报告，说是找到了彭加木的尸体，但经过甄别后都不是，希望对此事能够低调慎重。”

　　一时间，“冷血、没有人情味”的评语如潮，关于此事是否是炒作的争论也纷纷出现在各大门户网站。在搜狐网的一个就此事真伪的正反大辩论的征集中，同意此事纯属炒作的帖子有将近300条，而不同意这一立场，认为应该认真对待的回帖有1000多条。

　　一位认为此事有炒作嫌疑的网友在他的观点帖中说：“几乎每年夏天，都要爆出发现彭加木尸体的新闻，如果彭加木的家人一再地看到这样的新闻，他们会是什么样的心情？这是一次又一次地撕裂他们刚刚愈合的心灵伤口，如果真正尊重去世的人，不应该这样进行炒作。”

　　而大部分的回帖认为，既然已经有一个无名的男尸躺在荒漠的深处，就应该认真地对待，不能把任何事情都扣上一顶炒作的帽子，“无论出于道义还是中国人落叶归根的传统，都不能对荒野中的干尸放任不管，哪怕只有很小的几率，也比什么都不做站着说话强”。

　　但网络终究是网络，无论哪一方，都不具备现场勘查的条件，双方只能在理性与人性关怀，以及对死者的尊重是否应该以这种形式表现的争论上进行。

　　二进沙漠取证

　　两天后，中科院新疆分院的领导出面，驳斥了“冷血说”。“对彭加木的找寻，27年以来，我们从未间断过，有一个专门负责的小组从未解散。”该院党组书记傅春利说。

　　实际上，对于每年报告来的干尸，中科院新疆分院都要一一甄别，大部分的报告几乎可以从基本资料上就给予排除；但为了稳妥起见，对于稍微接近的报告，新疆分院都会派出人员去甄别。2006年，由于报告者为科学工作者，又拍有幻灯片，新疆分院闻之甚喜，由傅春利亲自带队去甄别；但几番周折终于见到遗体后，傅春利几乎可以一眼就认定这不是彭加木的遗体：无论身高，年龄，死去的年代等，没有一个符合特征的。也许是受去年事件的影响，对于今天的发现，新疆分院的反应低调了很多。

　　一支由报社组织的取证队伍成立了，于7月5日出发前往罗布泊，队伍里有好几个闻风而至的报社记者，还有发现者刘先生、探险家周新伟等人。

　　罗布泊不愧是天然迷宫，尽管做了详细的记录，取证队伍也在刘先生的带领下，但还是在干尸发现地附近迷路了。

　　7月5日晚，他们终于找到了目标，地点在哈密南湖大戈壁与“大罗布泊区域”接壤的雅丹地貌群附近。周新伟打开经纬测量仪，输入彭加木失踪地点经纬度，发现两地间隔并不是像刘先生所估计的几十公里，而是二百多公里。按照彭加木当初失踪时的情况，很难想象他竟然能走这么远的距离，除非是后来的沙丘移动和风暴把他带到这里。

　　失望，以及希望

　　经过彭加木当年的科考队队友阎鸿建的鉴定，取证队伍带回来的5样物证，都不是彭加木的。死者身上的“上海”牌手表是红色外壳，这种手表是在80年代中期才开始生产，其他的东西也都是80年代中后期的产品。

　　“实际上，见到干尸的时候，我就判断这不是彭加木的遗体。从干尸的外形上看，死去也就15年左右，应该是90年代初期的遇难者。从干尸的胸部，衣服的下面，我还意外地发现了这个，”周新伟说，“一枚上面压印有‘中功大师张宏堡’的胸章。”

　　从这位曾经赫赫有名的气功大师崛起的年代上，不难推测出这位在2007年夏天被发现的遗骸遇难的年代，“他在死亡的时候，还把这枚胸章带在身上，可以想象他对张宏堡的崇敬。那时候练中功的人，很多都是知识分子，所以他的外形和彭加木相似也并不奇怪”。

　　但取证队员认为，这一趟并非毫无收获，这次的方向给了他们很大的启示。“过去我们都知道，彭加木最后留下的纸条说，他往东面寻找水源去了；但是最后脚印痕迹消失的地方，却在营地的西北部。长期以来，人们的搜寻一直集中在东边疏勒河谷地带，也许他最后是朝着西北面的天山方向走呢。西北方向，是我们下一次的找寻目标。”

　　罗布泊

　　位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南角的罗布泊曾为中国第二大内陆湖，200万年前，罗布泊水域面积达两万平方公里。在中国古代历史典籍中，罗布泊最大水域达5000多平方公里，曾被误认为是黄河的源头。本世纪以来，罗布泊水域两度盈亏，并最终于1972年彻底干涸，最后干涸的面积为450多平方公里。

　　对于它的干涸原因，著名的沙漠专家、彭加木的好友夏训诚曾经分析说:“根据对罗布泊地区大范围实地考察，以及对我国2000多年的大量历史文献和这一地区出土的文物、干尸的分析，我们认为，罗布泊地区自然环境的恶化，并非气候变干所引起，而是人类经济活动影响水资源在地区间重新分配的结果。”

　　夏训诚曾多次率领科学考察队进入罗布泊地区考察，至今仍然活跃在罗布泊地区。历史上罗布泊曾屡经沧桑变故，2000年前的汉代，罗布泊“广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减”，湖边的楼兰王国“水大波深必汛”，居民们把防御洪水作为大事。到公元4世纪，楼兰王国到了用法令限制用水的窘迫境地。本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罗布泊面积又达到了2000平方公里。夏先生说:“1972年，罗布泊湖水完全干涸，许多植物相继衰竭枯死，飞禽走兽或死或逃，这里成了一片荒凉而干燥的土地。”

　　彭加木：1980年的符号

　　■本刊记者／李梓

　　科学家、探险、神秘失踪，这些元素的组合，促成了一个偶像的诞生

　　唐守业，这个被称为彭加木民间搜寻队长的58岁的老记者，最近被折腾得够呛。

　　6月底，正好是他的著作《寻谜彭加木》出版的时候，在新疆的老朋友给他打电话说:“最近又发现了一具干尸，很有可能就是彭加木的遗体。”他闻讯不由得大喜，这难道是天意?

　　后来，新疆当地的报社给他打电话，邀请他参与取证队伍。他立刻收拾行装，从山东威海坐火车前往新疆。走到半道的时候，又接到电话请他缓来，因为取证事宜可能会有变化。这样，唐守业只好坐车又回威海了。等回到威海，又听说取证队伍已经决定了出发日期，他赶紧去弄了一张飞机票，在上飞机之前，他收到短信:根据第二次到达现场的分析，为彭加木的可能性很小，您就不用来了。

　　对这一个多星期的折腾，他称适应了，自从他立志发起找寻彭加木的民间活动后，“比这更大的折腾都经历过”。

　　震惊全国的失踪

　　1980年6月17日，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著名科学家彭加木在新疆罗布泊地区进行考察时失踪。这条消息，成为当时最受人们关注的一条新闻，绝大部分的中国人，正是从这条新闻里，对罗布泊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神秘神奇、恐怖险恶之地。

　　从6月18日开始的两个月，新华社几乎每天都配发与此相关的消息，广播里几乎每天都播报搜寻的结果，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亲自批示派出空军和地面部队配合搜寻。“彭加木，你在哪里?”这句话被广播里一次又一次地引用。

　　在新疆阿鲁科尔沁旗广播站，年轻的广播员唐守业把这篇报道贴到了墙上，和千万的听众一起暗自祈祷:彭加木，祝福您千万顺利地走出疏勒河故道，发现水源地，找到食物吃，给全国人民一个惊喜!当时，有许多人响应广播的号召，在内心里暗自作了这样的祈祷。

　　当20年后，他终于来到彭加木的遇难地后，他发现，年轻时候的良好祝愿，在现实面前是多么的幼稚。罗布泊确实当得起他年轻时候假象中的那八个字:神秘神奇、恐怖险恶，但完全不是他想象中的那样。“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一个带病的老人，要真能在没有任何储备的条件下走出疏勒河谷，那简直就是奇迹。”

　　一个时代的符号

　　彭加木没有创造出奇迹，但他的事迹在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心中留下了深远的影响。尽管他并不是为了探险而去的罗布泊，但许多后来的探险家都声称，从他那里得到了勇气和激励。长江漂流的第一位挑战者尧茂书的哥哥尧茂江，回忆中仍然记得这一事件给他和弟弟以极大的激励，尧茂中从来不认为中国人缺乏探险精神，并一直以“外国人能做，中国人一样能做到”作为座右铭，而彭加木事件又给了他一个中国版的注解:彭加木能够牺牲，我也能。

　　在一个变化了太多的时代，讲述27年前一个科学家的牺牲对人们形成的激励和激发作用，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情。几年前，唐守业在一所中学演讲时，曾经对“彭加木是什么树”的问题瞠目结舌，而今天，即使有那么多人因为“干尸事件”而记住了这个名字，又有多少人能够理解纪念和寻找的含义。

　　2007年5月12日，凤凰卫视就寻找彭加木做了一期辩论性质的节目，邀请了作家叶永烈、吴泰昌、彭加木生前的好友夏训诚、唐守业，以及司马南参加，双方就近几年的寻找“是否盗用死者名义”、“是否炒作”、“有何积极意义”等展开辩论。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年来，知道彭加木这个名字的人多了；但知道他生平的人实在甚少，他的名义，在不停的断章取义和各取所需的传播中，变成了罗布泊中最著名的一具干尸，如此而已。

　　但了解其生平的人，往往在想了半天之后，用了一个词语来形容他：奉献。

　　身患两种癌症，探遍新疆

　　在中国50年代以后的科学界，有好几位因为在与病魔搏斗的同时，在科学领域也做出卓越贡献而为人所知，近一点的有80年代的陈景润，远有竺可桢，而彭加木也是其中令人叹服的征服癌症的强人。在50年代开发边疆的大潮中，他于1954年开始陆续要求到新疆工作。1956年，他终于到了新疆；但次年回到上海时就被查出胸腔有纵隔障恶性肿瘤，接受西医治疗及深度X光照射治疗，在此情况下，他自己激励自己“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只要身体稍有好转，就转回新疆工作。1960年，他又一次被查出有异常网状细胞，医生提示，他可能患上了网状细胞性淋巴癌，据说患这种病的人只能活3个月；但他不仅顽强地活了下去，还在以后的岁月从事了最消耗体力的科学工作:野外考察，足迹遍及新疆和祖国各地。

　　在60年代，他的事迹曾经被广为传播，在彭加木失踪后，传出了若干个版本的谣言，其中最荒谬的当数飞碟说和突现美国说。最让他的战友愤怒的版本是被谋杀说和自杀说，在他们看来，这种版本简直荒谬到不可思议，只有对彭加木毫无了解的人才能编排出来。

　　倔强与执著，科学家的宿命与终结

　　许多人把彭加木的失踪归结于他的倔强，并且认为，如果不是他的倔强，非要只身出门找水，那么，他失踪的悲剧根本就不会发生;而他当时非要坚持出门找水的原因是为了替国家节约——“用直升飞机送水”成本过高，不如自力更生。

　　倔强，是许多人给彭加木下的定义。在1980年5月2日开始的罗布泊综合科学考察队的行程里，彭加木倔强性格几次表现出来。

　　从5月2日到6月5日，科考队由北到南穿越了罗布泊，胜利到达罗布泊南岸米兰农场，打破了“无人敢与魔鬼之湖挑战”的神话。在取得这样重大的成就时，彭加木却不想就此止步。

　　当时，中国在科学领域对于罗布泊地区还没有什么权威，原因就是从来没有完成过对该地区的全面穿越和考察，甚至连罗布泊在70年代干涸的消息，也是来源于美国的卫星地图。因此，彭加木想在此次科考中，进行由西向东的穿越，从而完成对罗布泊的完整探查。

　　在米兰农场修整了5天后，科考队6月11日出发东进，在6月16日来到罗布泊东岸库木库都克地区后，科考队所携带的水和汽油都消耗殆尽，于当晚向指挥部发出告急电报。第二天早上，收到回报:同意送物资，就地待命。

　　在收到回报后，彭加木并没有就此满足，而是心疼“用直升飞机送水”的高达十多块钱一公斤的成本。

　　从地图上看，附近有不少地方都以“井”命名:沙井、红十井、八一泉，预定的水要到18日才能送来，他敦促队员在这段时间开车到附近去找水源，如果能自救，就不用国家送水了。17日，他就是否要到更远地方寻找水源与队友发生了一场争执。其后，他留下一张只有7个字的字条:我往东面找水井。

　　这位从1954年起便在新疆开始野外科学考察的知识分子，就这么消失了。他最终没有死在床上，而是消失在了戈壁荒野之中，达成了中国人自古推崇的“马革裹尸”的结局。在一个百废待兴的，急需人才和鼓舞人民斗志的年代，他很快成为一个鞠躬尽瘁的知识分子的典型，被广泛地宣传。应该说，这种巨大影响，固然有国家典型形象塑造的功劳，但其影响能够一直延续到现在，因此，不妨说，这是因为他确实达到了那样的高度。

　　某种意义上，应该说彭加木幸运地遇到了1980年，那正是一个尊重知识，崇拜科学家的年代，他的牺牲也因此而更令人痛挽。而对那片荒漠的艰难的科考过程，在那个时代蒙上了一层罗曼蒂克的光芒。

　　在1986年不安分地从工厂溜出去飘流长江的李大庆，解释他为什么要参与冒险运动的原因说:“那个时候每个人都不安分地渴望脱掉现实的束缚。”而那些敢于为人之所不为的人，就成了人们心中的英雄、偶像，乃至成为一个时代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