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在接受新华网专访时，两位参与《意见》制定者、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室主任陈国庆和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刑事审判庭第二庭庭长任卫华表示，在中纪委《八项禁令》出台前的酝酿阶段，“两高”《意见》的准备工作就已经同步开始了。

　　“党内先给干部提个醒，打个招呼，然后就有重法出台了。”对于这种说法，任卫华表示了认可。

　　作为国家两个具有司法解释权的部门，联合公布《意见》直指新型受贿犯罪。

　　任卫华解释为“两家业务有共同性”和“这个题目比较大”。其目的则是为了充分发挥检察院和法院在惩治腐败中的作用，特别是在查处过程中形成合力，更有效、准确地打击受贿犯罪。　

　　对于为何在中纪委公布“八项禁令”之后又作出司法解释，任卫华认为原因在于纪委查办的案件和检察院、法院处理的案件有一定的重合性，前者查办的部分案件如果构成犯罪会到检察院，最后移送到法院。

　　“既然这样要出台一个文件，不能说纪委出了以后我们就不出了，也不能说我们出了纪委就不出了。正因为它合理性的衔接就决定了我们先后来出。”任卫华说。

　　该解释出台的时间跨度比较长，是经过认真、反复、细致的调研论证的。陈国庆表示，最早是由有关中央领导在去年中纪委全会上提出来要进行研究的。

　　任卫华透露，在《意见》出台前，“两高”从去年七八月份就开始调研，共同研究。在各地也组织了一些研讨会，了解了一些具体情况，严格地根据法律的精神制定了这个解释。

　　任卫华认为，这样一前一后两个文件可以理解为实现了党纪到国法的合理衔接。

　　中纪委发布的文件主要是针对违纪的行为，“两高”发布的主要是针对构成犯罪的行为。“两者一个是解决违纪的问题，一个是解决构成犯罪以后怎么处理的问题。应该说都是必要的。”陈国庆说。

　　对于如何看待司法机关在惩治腐败中的作用和地位问题，陈国庆表示，中央已经明确了反腐败的格局，就是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纪委统一协调，有关职能部门充分发挥作用，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作为查处和审判受贿犯罪的机关，要严格依法行使自己的职责。

　　同时，陈国庆透露，有关部门正在研究国内法和反腐败公约衔接的问题。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有一个立法规划，要修改刑法有关内容，可能要研究 贪污受贿罪和反腐败公约衔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