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官、毒奶粉、欣氟事件、逼官招商……成了本不应该属于阜阳的“专有名词”。 几年来，发生在阜阳的一连串负面事件，不仅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成为一些媒体的所谓“新闻富矿区”，更使阜阳市“重创”连连、“灰头灰脸”，成为阜阳人挥之不去的“阴霾”。

　　2007年5月9日，安徽省阜阳市再次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不过这次却是个“例外”。

　　4月30日，“五一”长假即将开始之际，阜阳市以一纸“封车令”，全面“封杀”了全市公务用车的“假日出行”。历经7天多方“检验”，收效颇佳，真正做到了“令行禁止”，令许多人士“深感意外”。

　　此举一经“曝光”，立刻受到了《安徽日报》、和一些网站等省内外众多媒体和网络的“追捧”，这对于一向以负面报道“著称”的阜阳市来说，实属“来之不易”。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汪孝宗/安徽阜阳报道

　　阜阳之殇 “灭顶之灾”

　　从上世纪90年代末原市长肖作新夫妇腐败案起，阜阳便不断地“东窗事发”，两任市委书记王怀忠、王昭耀先后倒台，有媒体报道称：“到目前为止，阜阳市干部中已经有2个省部级、包括8个市委常委在内的10位厅级领导干部，因腐败而落马。”创造了阜阳不光彩的“历史之最”。

　　那时的阜阳市官场贪污腐败现象屡见不鲜，跑官的、要官的、买官的、卖官的、造官的、保官的，权钱关系、权色关系、裙带关系……前“腐”后继，层出不穷。

　　当时阜阳市的主要官员为了出“政绩”，大肆搞工程、上项目，使形式主义“盛极一时”。经常是“只见奠基，不见竣工；只见剪彩，不见效益，只见投入，不见产出；只见投资，不见收效”，被民间称之为“三拍（拍脑袋创意、拍胸脯决策、拍屁股走人）干部”。

　　后来，有一个形容阜阳官场的“专有”名词，即政治生态灾难。而这次阜阳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政治生态灾难”，给阜阳各方面的建设与发展带来的几乎是“灭顶之灾”。

　　阜阳“失语”

　　正是因为内部某些官员的腐败泛滥，使外界对阜阳有一种“偏见”，认为阜阳官场完全是一个“烂窝”、“黑窝”，不可救药。所以，当人们见到阜阳的官员时，免不了“指指点点”、“品头论足”，甚至“为之侧目”，“避之不及”。这令阜阳的官员“难堪”，甚至“伤及自尊”。

　　作为现任市委书记的胡连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描述过自己的一次尴尬体会。“刚调到阜阳工作时，我参加省里组织的招商活动，每次推介阜阳市时，出席活动的客商们都说知道‘那地方’，但是语气当中充满着嘲讽意味。” 他一脸无奈地说。

　　据阜阳的企业界人士介绍，当时“阜阳的知名企业也都比较低调，在省外媒体做广告似乎都不敢说自己是阜阳的，生怕沾染了阜阳的晦气。”

　　而这种“形象沦陷”的感受甚至殃及无辜的百姓。在北京的街头，记者找到了一位来自阜阳的农民工，与其攀谈。当记者问及其家乡的时候，他却闪烁其辞，“顾左右而言他”。

　　上世纪90年代末至今，各类媒体的“口诛笔伐”不绝于耳，来自四面八方的“口水”生生“淹没”了这个千万人的城市，令阜阳市一时“失语”。自知“理亏”的阜阳市彻底“缴械”，连申辩的权利都给放弃了，生怕“稍有不慎”招来更多的“唾骂”。

　　负责收拾“烂摊子”的现任阜阳市委书记胡连松深感“灾后重建”之艰难，颇为感慨地表示：“这些腐败官员影响了一代人，带坏了一方风气，搞乱了干部的思想。其带来的危害既有有形的，又有无形的，具有相当强烈的破坏性、滞后性和延续性。”

　　塌陷“锅底”

　　阜阳是一个有930多万人口的农业大市，耕地面积1459万亩，人均占有耕地不足1.6亩。在当代中国，现代农业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农业大省或者农业大市在某种程度上，其实就是发展落后的“代名词”。

　　改革开放以来，阜阳的经济实力、城乡面貌、人民生活水平都发生了历史性的深刻变化，已经开始从“温饱”向“小康”过度。但是，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由于诸多“众所周知”的原因，一次次的发展机遇与阜阳“失之交臂”，阜阳成了经济发展和对外形象的“塌陷”区。

　　由于腐败、浮夸、形式主义等因素的负面影响，导致外地投资商不愿投资阜阳，没有外来资本进入，“人口多，底子薄”的地方经济基础在“不正之风”的侵蚀下变得愈发羸弱，从1998年开始，经济发展陷入了连续四年下滑的困境。

　　到2000年，阜阳GDP出现了－7.9%的增长，人均GDP、人均财政收入不到全省平均水平的1/2。

　　而同期的安徽也处于发展的“低谷”。据有关资料显示：1995年，安徽人均GDP比全国平均水平低30.8%，差1497元；2000年，较全国平均水平低31.2%，差距扩大到2211元；到2002年，差距进一步扩大到了2367元。即使在“塌陷”中部地区，也处于落后之列。

　　阜阳与全国的差距，由此可见一斑。

　　在 “九五”期间，阜阳市GDP平均增长仅为4.7％，是安徽全省最低的，被其它地市戏称为安徽的“锅底”。同样，在整个中部地区，阜阳市应属于“垫底”之列。

　　难怪当时阜阳及安徽的不少有识之士都奋力疾呼：“阜阳不崛起，皖北难崛起；皖北不崛起，安徽难崛起。”

　　重振阜阳

　　“临危受命”

　　2001年，当整个阜阳市在“水深火热”中“残喘”之际，新一届阜阳市委、市政府“临危受命”。

　　面对百废待兴的时局，阜阳市的决策者们首先达成一致共识：“承认并正视落后，但不能被落后压垮斗志、泯灭信心，更不能以目前的落后，对阜阳的未来妄加断定。”

　　经过审势度势，最终，“重塑形象”被确定为“扭转时局”的突破口。

　　阜阳市的最高决策层“旗帜鲜明”地提出树立六种新形象：“诚实守信的新形象，善谋实干的新形象，文明规范的新形象，改革开放的新形象，拼搏奋进的新形象，清正廉洁的新形象。”

　　为了防止形式主义的“惯性作用”，使“重塑形象”的努力“重蹈覆辙”，阜阳市“脚踏实地”地慎重前行，按照当时省委、省政府“把风气搞正，把作风搞实，按规矩办事”的要求，重新建章立制。

　　经过充分准备，他们把重塑形象的“矛头”直指市委、市政府的所属重点部门、窗口行业和为民服务的机关单位，强力推出了“阳光工程”、“首问责任制”、“办事程序公开制”、“限期办理制”和“责任追究制”，市直单位的173个服务项目入驻市行政服务中心，实行一站式服务。

　　与此同时，政府审批项目不再“高高在上”，变得“既可望，也可及”。“只服务、不添乱；只设路标，不设路障；不讲不行的理由，只找可行的办法……”成了阜阳市各级政府机关和部门新的“最高指示”。

　　前后共出台、制定了近100项具有针对性的制度，几乎涵盖当时所有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逐一“对症下药”，展开教育、警示、监督、惩处等一系列“组合动作”之后，阜阳的正面形象开始逐步恢复。

　　整肃“乱象”

　　“蚌埠偷，淮南抢，阜阳没有共产党。”这是上世纪90年代前后，在安徽民间广为流传的一句顺口溜。蚌埠、淮南的社会治安不好，有偷东西和抢东西的，而阜阳市则党风政风被严重“扭曲”，以至违法乱纪达到“肆无忌惮”的地步。

　　事实上，在查处“王怀忠案件”之后，中纪委专案组在准备撤离阜阳时，对阜阳存在的问题能否继续予以查处，表现出极度的“忧心忡忡”。

　　对此，当时阜阳市新一届领导班子坚定地表示，“对存在的问题必须一查到底，只有挖出‘烂疮’，才能保证机体的健康”。

　　时至今日，虽时过境迁，而阜阳市领导班子并没有“食言”，打击腐败丝毫没有手软。一系列大案、要案、窝案、串案的查处，令人触目惊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