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人：从这里出发
——甘谷县毛家坪遗址浅探
一
秦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太多的谜团，从公元前十一世纪初周公东征平定“三监之乱”，远徙余部至今甘肃省甘谷县朱圉山，“以御奴之戎”，到公元前221年横扫六国，完成统一，建立大秦帝国，秦嬴政自称始皇帝，以期二世、三世传之无穷。几百年的隐忍、砥砺、奋发以至巅峰，一个“其兴也勃焉”似乎难以说明一切。仅仅15年的统治，匆匆传国仅仅三世，则绝对是“其亡也怱焉”。但这个短命王朝所建立的一系列政治、军事，特别是行政管理制度，却至今延用，传了不知多少代。
实际上，对于秦的起源和发祥，两千多年来也是迷雾重重，就连伟大的司马迁在《史记》中也语焉不详。研究秦的著作汗牛充栋，叠床架屋，可面对这个问题也见仁见智，莫衷一是。秦人从哪里来？众说纷纭之处，大致可归为两类：西来说和东来说。两说各有大家领衔，言之凿凿，互不相让，真乃各说各有理。
西来说，即嬴秦本自西方戎狄说。最先提出嬴秦为戎狄者，乃清末民初著名学者王国维先生，他在《秦都邑考》一文中，开门见山，“秦之祖先，始于戎狄。”虽之一句，亦未及深论，但因先生在学术界的巨大影响，颇多应者。对此说详加论述的当推蒙文通先生，他于上世纪30年代先后写了《秦为戎狄考》《秦之社会》《周秦少数民族研究》等文章和专著，对王国维先生观点作了进一步阐述。著名考古学家俞伟超先生亦曾撰文，主张嬴秦乃西戎之一支。
东来说，即嬴秦来自东夷说。该说在学界影响较大的论著有卫聚贤的《中国民族的来源》、徐旭生的《中国古史传说时代》、段连勤的《关于东夷的西迁和秦嬴的起源地、族属问题》、朱中熹的《阳鸟崇拜与“西”邑的历史地位》等。溯本逐源，嬴秦来自东夷说始于司马迁，尽管此说带有一些神话传说的成分。
西来说东来说各有所据，但在没有地下考古发现支持的情况下，要凭零星的片言只语弄清秦之起源，远非想象的那么简单。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嬴秦之谜在深藏了近三千年后，似乎是在偶然之间，几把老镢头挖开的，竟然是一处改写历史的惊世之奇。
1947年，著名学者裴文中先生在渭河流域调查时发现了毛家坪遗址。尽管只是冰山一角，但其价值还是让人为之激动。1956年，甘肃省著名学者张学政先生等再次对毛家坪遗址进行详细调查，发表了相关调查资料。1964年，毛家坪遗址被列为甘肃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2、1983年，甘肃省文物考古队和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先后进行了两次发掘，裴文中、张学政、宋涛、赵化成、谢俊义等成为最早的发现者和研究者。
毛家坪遗址位于甘肃省甘谷县磐安镇毛家坪村，地处渭河上游南岸二阶台地，渭水支流毛河东侧。村北是滔滔东去的渭河，村南是名显古今的朱圉山。村庄附近的秦人墓地和居址东西长约300米，南北宽约200米，总面积6万平方米。1982、1983年前后两次共发掘、清理墓葬31座、鬲棺葬12组、房基4处，灰坑37个。其中属于西周到春秋时期秦文化遗存的有墓葬31座（12座属西周时期）、房基2处、鬲棺葬4组、灰坑37个。出土陶器1100件（片），玉、石器86件，铜器9件（片），铁镰1把，骨器18件。西周时期陶器多为火候很低的红陶，器体较小，制作较粗糙；春秋以后绝大多数陶器为火候较高的灰陶，器形也较大。二者在形态上存在明显的继承关系。
主要陶器类型为鬲、盆、豆、罐、甑、甗、鼎、钵、釜、瓶、纺轮等。器物组合为鬲、盆、豆、罐或鼎、罐、豆，与关中地区春秋时期秦墓相同。早期陶鬲多为侈沿联裆锥足绳纹鬲，晚期方见铲足分裆鬲。罐有好几种形制，多见双系纽大喇叭口罐。陶器绳纹粗糙而乱。另有石圭51件。
墓葬形制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圹墓，多为狭长式。东西向而偏北，头西脚东。除一墓为乱骨葬外，余均为屈肢葬，其中仰身屈肢葬19座，侧身屈肢葬10座，俯身屈肢葬1座。
毛家坪遗址除给研究者以启示外，更使有关早期秦文化的一些错误认识得以澄清。
墓制和葬式。葬制和习俗，反映着部族群体的精神信念，包含着部族文化因素的固有成分。考古文化学认为，在丧葬制度和习俗中，最可能找到民族文化的本始性因素。毛家坪嬴秦墓葬，从西周到战国早期，墓葬形制一直是长方形竖穴土圹墓。其葬式是头西脚东的东西向而略偏西北，有墓道的墓以东墓道为主墓道，车马放置也一律面向东方。这一点极可能与嬴人远古时期西迁的背景有关。从东方向西方进发，所以头向西，而东方又是他们部族母体之所在，因眷恋故土而面向东。这种大、小墓葬时代前后均保持一致的传统，无疑是嬴秦文化固有的因素。毛家坪文化遗存显示，从西周时起嬴秦就盛行屈肢葬，且有蜷屈愈来愈甚的趋势。
陶器类型与组合。陶器凝结着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类型的工艺特征和审美情趣，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当时的生产生活状况和习俗，被视为上古时代人类社会生活的化石。由于陶器的使用量极大，虽易碎却不因年代久远而朽败，故能给考古文化学提供大量研究实物。又由于陶器使用率高且易碎，总是处在不断的复制和更新中，于是便在形制、纹饰和制作技艺诸方面显示出细腻的演变规律，是文化史学者识别、判断、研究古代文化类型纵向、横向发展脉络，以及各文化类型相互关系的重要的实物依据。毛家坪遗址房址和墓葬中大量陶器的存在，尤其是甑、甗等蒸食器的存在，说明至迟从西周时代起，嬴秦族已经在过着定居的、以粮食为主要食物的农业生活。春秋时期墓葬中所出铁镰，属于我国已发现铁农具中较早的实物，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嬴秦的农业传统。陶器形制与甘青地区其他古文化相去甚远，却与同时期周文化大致相似，在器物类型和样式方面，则与周文化陶器几乎没有差别。从考古文化学的角度来说，没有源流关系的两种考古文化类型之间，不可能出现陶器类型普遍相同，而器物组合又十分相似的现象。西周时代嬴秦族的基本生活用品已经周式化，说明他们和周文化之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接触、适应和仿效过程。这也是嬴秦西迁历史悠久的一个证明。至于铲脚袋足鬲，更是修正了人们先前认为它是嬴秦特有的一种器型的认识。由于毛家坪遗址的发现，这种鬲不再被看作秦文化的特征性器物，而是某一支戎族文化影响秦文化的产物。在毛家坪墓葬和房址中，西周时期的鬲，都是锥足联裆鬲，只有在春秋战国时期的遗存中，才出现那种铲脚袋足鬲。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它是秦文化对他种文化的吸收，与秦文化的渊源无关。
毛家坪遗址文化遗存的时间从西周一直延续到战国早期，文化内涵非常丰富，文化特征极其鲜明。大量的嬴秦墓葬、居址，极具代表性，被考古界视为当时所知的最重要的早期秦文化遗存。这次发掘，将秦文化的编年推进到了西周时期，在学术史上具有标杆意义，使秦文化研究发生了飞跃性进展。
嬴秦是一个巨大的谜团，毛家坪遗址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发掘取得了重大收获，但也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和新的谜团。嬴秦和周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如果说秦人真是东来的话，他到底从哪里来？为什么来？为什么在毛家坪形成如此规模的居址区和墓葬区？甚至时间跨度为何这样长？文化具有如此的魅力？
二
盗墓是考古的敌人。可气、可恨而又啼笑皆非的是有些重要的文化遗存偏偏又是盗墓者首先发现，因盗掘才引起考古学界注意的。
1992－1993年，与甘谷县接壤的礼县大堡子山两座秦公大墓被疯狂盗掘。1994年3月至11月，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大堡子山被盗大墓（编号M2、M3）和附属车马坑（清理1座，编号M1）进行了劫后清理，该墓地出土的“秦公”铭文铜器，引起了学术界热烈讨论。
从甘谷毛家坪，到礼县大堡子山，综合各种典籍、地方文献中或隐或显的记载，以及上世纪初秦公簋在天水一带的发现，甘肃东部逐渐引起考古学界的关注。甚至，有学者直觉甘肃东部，特别是甘谷、礼县一带，极可能是破解嬴秦之谜的最后一组密码或最后一把钥匙。
发现来自于行动的力量。2004年，在国家文物局和甘肃省文物局的大力支持下，由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陕西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国家博物馆、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五家单位联合组成课题组，启动早期秦文化调查、发掘与研究项目。
2004年对礼县西汉水上游及其支流进行考古调查，新发现汉以前各类遗址98处，其中以早期秦文化为主的遗址38处。并发现以六八图－费家庄、大堡子山－圆顶山、西山坪－鸾亭山－石沟坪三个相对独立，又互有联系的大遗址群。
2005年钻探发掘礼县县城附近的西山坪遗址，发掘面积近3000平方米。西周时期的遗迹主要有墓葬6座和少量灰坑，其中M2003为西周晚期的铜三鼎墓，为目前年代最早的秦贵族墓；东周时期遗迹有灰坑170余座，墓葬28座、动物坑10座、房屋基址5座。在该遗址还发现周代城址，面积近10万平方米。
2004－2005年，发掘鸾亭山汉代皇家祭天遗址，出土50余件圭、璧、玉人等祭祀用玉以及长乐未央瓦当。该遗址的发现为寻找早期秦人祭天遗址“西畤”提供了重要线索。
2006－2007年重点调查、钻探和发掘礼县大堡子山遗址，发现一座面积较大的早期秦文化城址，26处夯土建筑基址，400余座中、小墓葬以及较丰富的文化层堆积。发掘大型建筑基址1处，中小型墓葬7座，祭祀遗址1处（包括乐器坑1座、人祭坑4座）。城址面积约55万平方米，建筑基址长度超过百米。乐器坑出土了8件甬钟和3件镈钟，镈钟有铭文“秦子作宝龢钟”。“秦子”可能是春秋早期某位秦国国君。
在礼县进行调查、发掘的同时，2006－2010年，发掘张家川回族自治县马家塬战国西戎贵族墓地，发掘墓葬20余座，随葬奢华，墓主带金、银项圈及耳坠、头饰，缠多条金腰带，墓内车辆装饰各种动物纹的金银及青铜饰件。出土包含复杂的文化因素，既有强烈的北方草原气息，又有西戎的传统器物，还可见到中原秦楚风格的东西。该墓地虽不属于早期秦文化，但与晚期秦文化关系密切。
2009－2011年，发掘清水县李崖遗址，共发掘西周墓葬19座，灰坑40余个，大多数为秦墓，出土陶器有浓厚商文化遗风，年代为西周中期偏早。这是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秦人墓葬。
层层剥笋，步步深入。从礼县、张家川、清水，从外围一步步逼近毛家坪遗址时，毛家坪遗址又将以怎样的姿态蓄势待发，它留给人们的还有多少震惊，多少可圈可点之处？
朱圉山麓的毛家坪遗址，你，准备好了吗？
三
未见其形，先闻其声。
2008年8月，清华大学从香港购得2500余枚竹简入藏，并随即成立了以著名学者李学勤先生领衔的“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着手对这批竹简进行保护、整理和研究。确认其内容大多为世所未传的经史类简书文献，其年代经科学鉴定，断代为相当于战国中期偏晚，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经过整理研究，该中心于2010年12月发表了第一辑整理报告，内容为《尹诰》《金滕》等9篇经书类文献，重现了战国时期《尚书》等文献一些篇章的原貌。继而，该中心又于2011年12月发表了整理报告《系年》，《系年》是一种编年体断代史书，由23章组成，概述了从西周初年至战国初期的历史，重现和还原了我国古代史上一些迷雾重重的历史真相，其价值弥足珍贵。《系年》第三章载：
飞廉东逃商盍，成公伐商盍，杀飞廉，西迁商盍之民之邾，以御奴之戎。是秦先人。
对此，李学勤先生作如是解读：“‘’在战国楚文字中常被读‘圄’，因此，邾即《尚书·禹贡》雍州的‘朱圉’。《汉书·地理志》天水郡冀县‘朱圉’，在冀县南梧中聚，可确定在今甘肃甘谷县西南。在《系年》的记载中，明确指出周成王把商盍之民西迁到邾，这个地点，也就是秦人最早居住的地方。”清华大学刘国忠先生在《清华简与古代文史研究》中进一步指出：“根据清华简《系年》第三章记载，周武王死后，出现三监之乱，周成王伐商邑平叛，原先商朝重臣（秦人先祖）东逃到商奄（今山东曲阜一带）。于是成王东征，杀飞廉，并将一部分‘商奄移民’强迫西迁，其做法类似后代的谪戍。这些西迁的‘商奄之民’被发配到朱圉山（在今甘肃省甘谷县）一带，抵御戎人，而这些西迁的商奄之民正是秦的先人。”
《系年》言之凿凿的记载，不仅弥补了司马迁《史记》载述的不足，彻底解决了秦人东来西来的问题，也使考古学界对毛家坪发掘中曾经困惑的一些东西得以释怀。
好雨知时节。1982、1983年发掘的毛家坪遗址就在朱圉山麓，再次发掘该遗址，不仅可使《系年》的记载得到求证，也必将会有一些新的发现呈现于世人面前。
2012－2014年，以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梁云担纲的课题组再次进驻毛家坪，对该遗址进行进一步调查、钻探和发掘。
2012年7－11月，在Ａ、Ｂ、Ｃ三处发掘点发掘。其中Ａ、Ｃ点位于遗址沟西居址区北部，发掘面积250平方米。发掘灰坑210多个，年代从西周延续至战国，得到大量绳纹灰陶片，从器型看有鬲、盆、豆、罐等，属于秦文化遗物；还有部分夹砂红褐陶的铲足分裆鬲、双耳罐，属于东周西戎文化因素；以及春秋战国之交的小型广场遗址。Ｂ点位于遗址沟东墓葬区的西部，发掘墓葬22座、车马坑2座，发掘面积约200平方米，主要为东周时期竖穴墓和少量洞室墓，死者均采用屈肢葬式，头向西，为典型的秦人葬式。发掘的车马坑Ｋ1002为一车二马，马东车西，马位于车辕两侧系驾位置，采取跪伏姿势，为杀死后所处置。双轮独辀车，车衡、车轮、车辕、车轭、车毂、车轴结构清晰。车衡放置一柄长矛，可能为战车。
2013年在遗址区选择了6处发掘点，其中Ｅ、Ｇ点位于沟东墓葬区，Ｄ、Ｆ、Ｈ、Ｉ位于沟西墓葬区北部。发掘总面积约3000平方米，发掘墓葬153座、灰坑516个、灰沟8个、瓮棺葬9个、房址11个、陶窑4座、围墓沟1段、车马坑1座，墓葬年代从西周晚期延续至战国。其中铜器墓4座，包括2座铜一鼎墓和2座铜三鼎墓。在Ｄ点发掘了一座大型车马坑Ｋ201，内置三辆车，均辀东舆西。1号车在东，驾4马，为俯卧状，马头有络饰、衔镳，车的衡、轭、辀、舆、轮、毂、轴结构清晰；2号车在中，驾2马，马身上蒙裹皮质甲胄，上髹红漆，绘黑彩，为勾连蟠虺纹，甲胄上缝缀铜泡，勾云形铜饰，车的各部分结构清晰，舆板外蒙牛皮，上髹棕黑色漆，再用红彩勾画出豹、虎、兔、马等动物形象，并缝缀勾云形铜饰，车载矛、戈、弓、镞等兵器及铜铲形器；3号车在西，驾4马，车的各部分结构清晰，舆前有弓、镞、环、扣饰，舆底板上铺席及布匹。坑西北角有一藤条筐，内放牛羊头，为祭祀之物。
2014年3－8月，在遗址沟东Ｂ点发掘墓葬2座，在沟西Ｊ点发掘墓葬4座，在Ｄ点发掘墓葬12座，其中大、中型墓葬2座，为Ｍ2059和Ｍ2058。Ｍ2059为Ｋ201的主墓，在其西北15米处，墓坑长5.2米，宽2.8米，墓底距地表深12.5米，开壁龛殉6人。椁室内随葬铜容器15件，计5鼎、4簋、2方壶、1盘、1匜、1盂、1方甗；陶器13件，计大喇叭口罐6件、小罐7件。有内外双棺，墓主人骨为头向西的仰身屈肢葬式，紧贴人骨右臂出一铜戈，中胡三穿，胡部有铭文，共两列14字，右列前6字为“秦公作子车用”，余字锈蚀不清。墓主为成年男性，年代为春秋中期。Ｍ2058在Ｍ2059东偏南约15米处，殉1人，随葬铜容器13件，为三鼎四簋组合，均为小型明器。棺内人骨为头向西的仰身屈肢葬，经鉴定为男性，年代为春秋晚期。在Ｄ点发掘车马坑2座，其中Ｋ202位于Ｋ201东侧，平面大体呈梯形，内置一车二马。Ｋ203位于Ｋ202东侧，Ｍ2058东南约15米处，为Ｍ2058的车马坑，内置3车10马，东部1号车为导车，中部2号车为主人座驾，西部3号车为副车。2号车驾2马，马披皮质甲胄，由胄、颈甲、身甲组成，髹红漆带黑彩，胄上有铜片饰。车舆四角有立柱，舆两侧及后部用皮革蒙成车厢板，髹漆彩绘，舆内外放置各类武器和工具。
在沟东Ｊ点发掘墓葬4座，其中铜器墓1座，陶器墓3座，其中Ｍ1049为一座铜三鼎墓，有铜鼎3、铜甗1、戈1、斧1，椁底板下有腰坑殉狗。
毛家坪遗址的发掘在早期秦文化研究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一是2012－2014年三年间累计发掘面积约4000平方米，共发掘墓葬199座，灰坑752个，车马坑5座，共出土铜容器51件，陶器约500件，小件千余件（组），极大丰富了周代秦文化的内涵；二是各类遗址遗物从西周晚期延续至战国，完善了甘肃东部秦文化的编年，为探讨秦人西迁年代提供了重要佐证；三是该遗址位于天水－礼县古代交通要道上，为秦人北上东进的战略要地，自始至终没有放弃。遗址面积不少于60万平方米，墓葬总数逾千座，应与古代文献记载的某一历史名城或县邑对应，可能是古冀县县治，对于研究中国郡县制起源有重要意义；四是铜器铭文“秦公作子车用”，印证了《诗经》《左传》《史记》等文献中关于秦穆公卒，三良从死，子车为穆公近臣，子车氏为春秋时秦国重要宗族的记载。毛家坪沟西墓地可能为子车家族墓地；五是发掘的车马坑全面展现了秦人车制，对研究秦独特的车马文化有重要意义。
而所有这些成果还只是阶段性研究成果，从一定意义上讲还只是浅表性的。
四
毛家坪遗址只是一个点，把毛家坪遗址放在秦早期文化研究，放在朱圉山这样一个面上时，有几个关键词不能不引起研究者的注意，这就是：朱圉、子车氏、冀县。辨析这几个关键词，可以进一步加深我们对毛家坪遗址文化价值特别是潜在价值的认识。
朱圉山。朱圉为我国古代名山，《尚书·禹贡》中将其与西倾、鸟鼠、太华连比而书。《汉书·地理志》冀注：“《禹贡》朱圉山在县南。”《水经注》：“朱圉山有石鼓，不击自鸣，鸣则兵起。”《禹贡锥指》：“在今伏羌县南三十里，山色带赤。”《甘谷县志》：“朱圉山为秦岭支脉，层峦叠嶂，连峰耸峙，连绵于县西南者，皆可称为朱圉山。”“县南景墩梁，曾为非子牧马之地。”考“圉”字之意，《说文》：“圉，囹圄，所以拘罪人。一曰圉，垂也；一曰圉人，掌马者。”王襄《簋室殷契类纂》：“从执，从□。执，许说‘捕罪人也。’□，古围字。捕罪人而拘于围中，圉之谊尤确。”甲骨卜辞中有“执于圉”，即拘押在地牢中。《玉篇·□部》：“圉，养马也。”唐汉在《汉字密码》中，从“圉”字字形演变上作了说明，“圉，会意字。甲骨文的圉字乃是在□形之中有一个‘幸’或‘执’字，恰似戴有刑具的俘虏在地穴中被拘禁的图像。金文的‘圉’字，从□从幸，乃是甲骨文第一款的承续。小篆和楷书的‘圉’字与金文一脉相承。”成王伐商盍，杀飞廉后，西迁商盍之民于邾，牧马守边，这是一群被流放的人，他们的身份说穿了就是被限制了自由的、带枷或不带枷的刑徒。朱圉在义项上已经包含了关于秦人西迁朱圉的重要信息，这个信息随着《系年》的问世让人豁然开朗。朱圉这个地方本来叫邾，因为有了迁徙来的这一群人，就成了朱圉。
子车氏。《史记·秦本纪》载：“三十九年，缪公卒，葬雍，从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舆氏三人名奄息、仲行、鍼虎亦在从死之中。”《左传·文公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三子奄息、仲行、鍼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这里的子舆氏也就是为秦穆公殉葬的子车氏，毛家坪遗址出土青铜戈上“秦公作子车用”的子车氏。毛家坪和子车家族，子车家族和秦王室之间非同一般的关系由此可见。
冀县。《史记·秦本纪》载：“十年，伐邽冀戎，初县之。”2002年，笔者在拙作《华夏第一县与甘谷县文化定位研究》中，首次提出冀县为中华县制之肇始，冀县亦即今天的甘肃省甘谷县为“华夏第一县”。公元前688年，秦武公逾陇山伐冀戎，首次开创性地于其地设县。以往，大国征服了小国，或者将其彻底灭掉，变成某个贵族的封邑；或者在被征服国统治者愿意归附的前提下，让原君主或原君主的后代继续保持权位，而成为征服国的属邦。秦武公对戎族不再那么干，而是于此设“县”，将该地区直接纳入国家行政体系之内，由中央政府委派官员来管理当地事务，在那里建立一套政治和军事组织，并征收赋税，征调劳役和军役。由于这种建置设于新征服地区，多在边境，故名之为“县。”县者，悬也。意在由中央政府派官员治理的远悬边境地域。秦武公为何将首创之县设于此，除因为朱圉山为秦之祖居地外，还有三个原因：一是占地治民，加强对边疆的控制；二是保护先人祖居地和龙脉所在，使其成为秦人的精神家园；三是进行行政管理制度的尝试，实现对占领地区的长期统治和长治久安。而所有这些，莫不和毛家坪，和朱圉山在秦人心目中的特殊地位有关。
之所以说毛家坪是早期秦文化研究的宝库，内涵十分丰富，就在于它的意义和价值除梁云先生宏观归纳的上述五点外，还在于能从每一个发现的局部和细部去做微观的研究，比如冀县县城的发现所透露的，除设县的原因外，还有县这种行政单元的产生，是贵族体制开始削弱的表现，是郡县制的萌芽，是改变方国林立，封邑逼都局面走向中央集权制的第一步，它从边陲地区的起步，类似于后世的“农村包围城市”。尽管这时的县还只是个雏形，和现在的县还有很大差别，但它毕竟标志着一种新的管理制度的诞生。又比如毛家坪遗址开阔了人们对早期秦文化研究的视野，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和方向，而许多方面正是目前早期秦文化研究的盲区和误区，还比如毛家坪遗址和《诗经》的关系，和周边戎人的关系等等。初步的发掘完成之后，接下来的清理研究是一个重要的工作，真正的发现，更大的成果还在研究结束之后。
毛家坪遗址是早期秦文化研究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毛家坪遗址暂时还无法解决早期秦文化研究的所有问题，甚至还不能完全解决《系年》的问题。毛家坪遗址终将成为朱圉山早期秦文化的一部分。如果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发掘研究是打开了早期秦文化密室的一条缝的话，这次的发掘则无疑是推开了一扇窗户。走入密室的门在哪里，无疑在朱圉山，在朱圉山目前尚不为人准确定位，而很快将重见天日，大放异彩的地方。
所在的这些，毛家坪遗址已经直接或间接地告诉了我们。
考古是神奇的，发现是迷人的。就让我们在享受毛家坪遗址发掘丰硕成果的同时，拭目以待更加神奇，更加迷人的考古发现的问世。（文/牛勃）
（天水在线编辑：马文洁） |
打印本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