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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名童装品牌来招工，月薪4000元，比一些基层公务员还高，却仍招不满人。”正在招工季忙碌的王福林说，务工者正变得越来越“挑剔”，使得企业面临着“招工难”的问题。

　　王福林是甘肃省天水市甘谷县劳务工作办公室主任。为企业和务工者“牵线搭桥”是他的重要工作。

　　甘谷是劳务输出大县。上世纪80年代，顺着贯通中国东西部的铁路干线“陇海线”，甘谷人外出打拼的足迹几乎遍及全国。如今，这个总人口63万人的县城，约有六分之一的人外出张维林仍记得1992年夏天第一次外出务工时的情形：家境贫寒的他穿着姐姐淘汰下来的草绿色夹克衫抵达苏州火车站，闷热又茫然。

　　建筑工地、制衣厂……张维林说，那时找工作只能看厂门口的招工广告决定去处。“那时候打工大多是在干力气活。人找工作，企业找员工，都很随意、很盲目。”

　　2006年，他看到劳务经济的商机，返乡在甘谷火车站前开设“腾达职业介绍所”，次年开办了培训学校。

　　那个时候，不少企业开始追求生产效率，不断提高用工门槛，对于技术工人的需求量开始增大。

　　42岁的席维平在这场变化中受益。2004年他第一次打工是在建筑工地，年收入3000元，在一个地下室里睡大通铺。2009年，他报名参加了计算机培训，又南下苏州在电子厂打工，一年能挣2万元。

　　流水线让技术工人变得富裕，务工者找工作的考量也越来越多。对他们来说，工作不仅仅是谋生，收入不再是唯一的衡量标准，工作环境、企业文化、离家远近都很重要。

　　2012年，席维平结束打工生涯，返乡开起了电脑耗材店。“一是要照顾在城里上学的孩子；二是有了谋划，给别人打工不如自己干。”

　　近几年，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形势平稳增长，中国农民工总量从2012年末的2.63亿人增加到2016年末的2.82亿人。新生代农民工占到了近五成。

　　生于1996年的安兵霞正是其中的一员。她妆容精致，穿着露脚踝的阔腿牛仔裤，正在追网上热剧。此前，她告别了流水线上的工作，学习电脑，转职当了文员。

　　“虽然工资比流水线低了，但环境好，各层面的人都能接触到。”安兵霞说，现在的工作更符合她的个人期许。

　　她的职业选择与家庭的日渐富裕有关。家里20多亩土地种上了苹果等经济作物，父母还开了一间小卖铺。“不用给家里交钱，生活上没什么压力。”安兵霞说。

　　“务工者的要求复杂多元。”王福林说，现在年轻一代的务工人员不仅要薪资高，还要有保障、前景好。

　　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促进农民工多渠道就业创业。中铁电气化局集团工程师巨晓林表示，对农民工群体就业问题的关注，体现了促进共同富裕的指向。目前，农民工对就业的关注焦点不仅仅要“找工作”，还有如何在城市扎根，享有更好的教育、医疗条件，还有一些有文化、有技术的农民工走上了创业之路。

　　国家经济结构变化也影响着务工者。王福林说，与服务业相比，建筑业、制造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在下降，甘谷外出从事服务业的人数已从5年前的20%增长到35%。

　　“光是高收入吸引不了打工者，我们必须搞好服务。”劳务市场的变化让张维林的职介所开始转型，开始建立招工云平台提供大数据分析，并向企业派出驻厂老师，及时关注工人的职场诉求，帮助他们调岗、提供心理疏导。

　　王福林说，政府部门的工作也有了新变化，“除了精准传播用工信息、建好劳务基地外，拓展境外劳务、加强返乡创业孵化也成了重点。”

(天水在线编辑:陶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