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足球高潮为何总是夭折

　　首先，中国的职业俱乐部并不职业。除了北京、上海等地，其他俱乐部不断因经营原因更换投资方。15年来只有北京国安没有更换过东家。

　　经济上的弱势使俱乐部根本无法保证投入巨大却见不到短期收益的青少年梯队建设。一个例子是大连：市场化之前培养的一批球员为其获得了将近10次联赛冠军，但在这一代人退出后，大连队已经开始为留在顶级联赛而努力。

　　如果计算起来，顶级联赛---中超的俱乐部组建一支约30人的青少年梯队，在进入成年前要投入约800万元。但最终能进入一线队的一般不超过5人，遣散其他队员又需要一笔开支。而这些钱足以从其他队购买近10名可以上场的年轻球员，或者将近80个“苗子”。

　　急功近利的影响还包括，刚刚退役的球员只经过几堂课培训，就成为青少年队教练。

　　但是基层青少年队的教练工资一般在两三千元，职业俱乐部梯队教练稍高约5000元，而一线队助理教练就可在三四万元。这使教练们一旦有机会就会离开青少年队。

　　与俱乐部走“市场规律”类似的是，曾经达到4000多所的足球学校，在市场的“调节”下，目前已不到100家。由于丧失了业余体校等传统青训系统，青少年足球人口急剧减少并不意外。

　　现任中国足协青少部主任朱和元则认为，根本问题是没把足球和教育有机融合，“把教育当成读书，和体育完全隔离开来。”

　　在专业队时代，12岁以下的“萌芽杯”、14岁以下的“幼苗杯”、16岁以下的“希望杯”，在1980年启动时吸引了全国大约1000所学校。

　　但是，当初红红火火的“三杯”赛很快便销声匿迹。“全部中途夭折了。”冯剑明认为，过去几次青少年足球发展高潮没有坚持下来的原因是急功近利和过早职业化。

　　不过，教育系统对体教分离有着自己的看法。一位曾经主管学校体育工作的教育部退职官员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市场化以后足球资源变得丰富，高峰时每年全国性赞助商的投入就有几千万元。一旦引入教育系统，势必进行再分配，“过去有钱是体育局和教育局争，但政府可以说了算。现在是俱乐部和学校争，俱乐部和体育系统名正言顺掌握着钱，怎么会分给学校？”